坦白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到底有何实际差别，恐怕也难以辨清，特别是在复杂的多族群语境之 下。且不论爱因斯坦曾讥讽民族主义为“婴儿病、人类的麻疹”（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disease.It is the measles of mankind），于不少社会，对“民族性”和“民族大业”的追求，始终被染上一层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乃至连国家也被汲汲地建构成“民族国 家”。确实，对于一个新兴或复兴的群体，诉诸民族想像和论述，诚属情有可原，自具其一定的合理性，因这方能有效地整合资源、调动实力，尤其在面对各种敌对 性的外在压力之时。
不过，民族主义若走向极端，尤其是开始排除少数者和个体之个性及多元性之时，也会变质为可怖的集体主义，若再结合国家主 义，则或更会恶化成纳粹式的极权主义，以民族—国家之“无上”价值、利益和标准来统合一切，包括人们的身体和精神。老实说，相对于民间某些人士扰扰攘攘、 曲调不一的民粹压力，如此极端的民族—国家主义所能制造的破坏，恐怕更大，也更难弥补。除非民族主义能为自由主义所制衡或驯化，否则极权专政必定诞生。
实际上，极端的民族主义或也发芽、升级自民粹主义，即不过是“嗑了类固醇”的民粹主义罢了。若一国家以如此民族主义为“国性”、“国体”或“国 旨”，实亦可称作民粹主义国家——如一味抱持著狭隘、封闭、单元的治国理念和政策，企图实现独家、唯我、寡头的民族想像者。民族国家若真能在关键价值和利 益上均以全民为本，而非搞倾斜的“一国几制”，那自然符合“民族”之名，惟若一味赞助、包庇各种制度化歧视，则更像“民粹国家”。
于是乎，一些所谓崇尚民主、自由、公正的知识分子，若光著眼于批判民间的民粹躁动，却对挥舞国家大旗，操纵者更“致命”的国家机器的民粹势力视而不 见，颇叫人扼腕、寒心。民间的民粹压力和国家的民粹专制之间，有时候虽有点像“鸡与蛋”或“哥情嫂意”的问题，但专挑软柿子来戳，或者“大小眼”地把一方 美化、合法化为民族和国家之“正经”，另一方则丑化、非法化为民粹之“捣蛋”，实则践踏自由主义之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