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管制桎梏
曾经当面对总统马英九呛声，赖鼎铭认为批判是一种重新检视的态度，在教育的改革上，每一个群体都应该发声，尤其由校长来扮演推动的角色，影响力更加大。他认为，高等教育追求顶尖不如追求特色，但凸显特色的前提无疑正是摆脱过多形式化的管制。
秉持创办人“我要说话”的精神，世新被誉为“敢言之士的基地”，赖鼎铭在2013年“102年全国大专校院校长会议”致词时表示：“马总统就任以来，都会恭临校长会议，但每次都致完词就离开，很多人会以为没鱼虾也好，我可不这么认为。”他当众亏马英九参加会议“沾酱油”，并指出“我认为做一个总统，就应该挪出时间。”他回头问马英九，“马总统你应该听得懂吧？”坐在台上的马英九总统则是尴尬微笑。轮到马英九上台致词时则说，“我必须要多待一点时间，我在这里很愿意跟大家沟通。”最后也延长行程30分钟，不再致完词就闪人，接受现场校长的提问。
主张松绑制度 人人皆有发言权
趁著赖鼎铭到马，问致词中向总统表达心声的那一段是预备好的，抑或有感而发？他表示：“知道马总统会出席，事先作了些规划。”他所提出的建议现场就获得相关单位，也就是最高领导者的回应，这无疑鼓舞了人心，然而，罗马并非一天铸成，改革必须经过漫长的努力，赖鼎铭认为，在教育改革的推动上，各组织、各群体，乃至每一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而这当中，教育界人士如校长的言论，又起著相当大的作用。
他不讳言，即便是校长，发声也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尤其是国立学校，需要政府的补助款。一方面埋怨“执政者并没有真正了解大学的问题”，一方面又嚷嚷“管制太多，应该松绑”，这当中难道不存在矛盾？如果说政治指导学术发展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执政者在教育改革上是否又扮演著至关重要的角色？
赖鼎铭的回应倒是简洁直接，“本来就不该管，应该完全的松绑，不是松松的绑，而是真正的松绑。”曾经有句说进心坎里的玩笑话说：“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赖鼎铭却坚持：“大学的理念和理想关系到大学的发展，有理想才会追求，现实固然有所限制，但我们还是必须把理想锻炼得很出色。该发声的时候发声了，就必须静待改变，事实上很多心声教育部听见了，已经在想该怎么办。”
批评前先自我检视
世新大学是台湾新闻传播相关科系的龙头，赖鼎铭希望学生们具备批判能力的同时，不要一味批评，而忘了自我反省。校长对总统发声，也鼓励大家捍卫“我要说话”的权利与精神，自然也必须以开阔地态度来面对来自学生的声音。
针对这一点，赖鼎铭表示：“台湾自由民主，但反映前必须先思考，而不是不爽就开声。我们很愿意接受学生的建议，但现代年轻人的发声常常太表面，大多只关心自身的问题、个人的事，校长和学生所关心的议题比较不一样，一般是从高等教育办学出发。”
思想言论受束缚 大学变样走味
该大学校长会议的讨论议题之一设定为“行政松绑，伙伴共治”，赖鼎铭认为，必须先松绑，才来谈共治。他在致词中建议：“作为民主国家的领导，应许的应该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及无边的草原，让这些林木能自谋成长，让这些猛禽能自在驰骋，这才能擘划出大开大阖的人才培育之道。”
早前大马“Listen姐”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让人有感高等教育管得太多、太细、太严，大学并没有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发展大学生该有的批判精神，但要说如此，赖鼎铭站在大学掌管者的角度，认为执政者在教育范畴上进行了过多的干预。
“台湾教育部订立大学总量发展规模与资源条件标准，旨在提升高等教育素质，但事实上为了追求世界百大大学排名，造成M型化的结果，有的给得更多，没的连最后一点也拿走。”他指出，形式化评鉴，让老师的教学热忱消失，并造成假、大、空的文化，大学为了参加竞争性计划，为了符合官方门槛及必须通过的指标，都变得一个模样，失去了原有的特色。
他引述迪奇男爵夫人Gresham College一场谈“高等教育过度管制”演讲中的其中一句，“管得越多，信任感就越低”（The more we regulate，the less we have trust），教育工作者应该减少管制学生，执政者也应该减少对教育领域的管制。
赖鼎铭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博士，2008年起担任世新大学校长，表明自己来自自由开放的家庭，因此相信无论什么事，都有自发的秩序。“植物种在盆栽里，不可能长得大，自己成长，通常长得比较强壮，没钱过日子时，就省一点花，这些都能自我调适过来。”
提倡通识教育 拓宽视野领域
“学校为学生而办，学生为读书而来”是世新大学的办学原则，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如教之而成天下英才”，赖鼎铭指出，台湾学术界开始在反思，判断一个学校的贡献，不能只看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更应该看社会贡献指标（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
“爱因斯坦反对大学教授立即可用的专业知识，认为不该鼓吹以世俗的成功为人生目标。”在“大学的理想与现实”讲座上，除了管制的探讨，赖鼎铭亦点出东方国家大学的其中一项问题，即是过早进行专业化培养，而忽略通识教育。“现代大学生之所以对学术界大师兴趣缺缺，即是因为太早接受专科教育，在美国，要到研究所的阶段，才提供专业训练，他们认为，在大学时就开始略嫌太早。”
19世纪，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便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完整的人。自20世纪起，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
“除了大量引入实务与业界的工具性思考，也应主动积极纳入未在体制内的实践型知识。”赖鼎铭认为，真正的高等教育是把学生教育成为知识分子，而不是劳动大军的一份子。
大学理想 与理念断想
书中提到：大学理想和理念的问题，是大学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作为一种组织，大学历经千年而始终维持著自身的传承，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制度，更重要的是理想。
制度是外显的，它更容易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但理想则不同，它深藏于组织之中，是组织成员始终追求的目标，它使得沉淀于其中的组织精神和文化得以传承，使得一种组织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仍然能够维系对自身的认同。
但问题是，从中世纪到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自身也在继承和变化中发展，这体现在观念、目的、功能、制度等许多方面，但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也就是大学理想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冲突及协调。
因为大学理想是维系大学组织特性、信念追求的重要方式，它代表著大学自身的价值观念、利益和立场，承担著大学自我认同、传承文化传统的重任。
然而，社会现实发展却推动著大学不断调整和改变，它是大学发展中无法回避的社会条件、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念，承担著推大学变化的角色，两者的冲突和协调塑造了我们当今大学的基本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