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蓬勃发展，除了使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普及化，影像画面也逐渐成为记录生活事件的主要媒介。不过，在人人都能自由使用网路媒体的时代，拍照成瘾以及它涉及的伦理悖论，都是现今社会应深入关注的议题。
今天传播学者庄迪澎将为我们解读这个现象与趋势。
10月31日，吉隆坡甘榜格灵芝人民组屋发生了火灾。事后消拯局局长感慨，智能手机用户倾向于拍照、将意外事故上载至社交媒体，而不是第一时间致电向消拯局投报。
当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普及化，人人都可以是公民记者，在事件发生时掏出手机拍照再上传到网路通报此事，似乎是很普通的行为。然而急救时间紧迫，掏出手机的各位是不是应该先施救后才“执行任务”呢？
传播学者庄迪澎却指出，人们可能面对的危机事件有很多种，如果像火灾场景，很多人会认为左邻右舍一定会事先报警。
但如果是在一些当事人无法自行通报的事故，如高速大道上的严重车祸，公众应该考虑到当事人已经受伤了，应该无法自行拨电，因此先通报有关拯救单位是必要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思考如何善用既有的便利。”他表示，有关单位可以考虑透过各种网路社交媒体，让人民可以透过更有效、更快速的方式，把讯息第一时间传递给急救单位。
“有时候我们打电话给999，还要花时间思考目前所处的地点和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事件时只是刚好路过，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的确切地名。”
他指，急救单位透过社交软体来建立投报网络，已经是势在必行的趋势。
完善系统防虚报
至于社交媒体的便利是否会引起更多虚报，从而消耗了急救单位的精力与资源？庄迪澎说，目前的电话虚报问题也很常见，当局本来就应该思考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重点是有关单位要考虑如何将一个完善的通报与查证系统建立起来。我相信透过社交软体其实更容易追踪到虚报者的踪迹。”
庄迪澎也坦言，在人手一机的时代，多数人利用手机拍摄照片再上载传播，是源自于普遍的“分享”心态。
“人们都是喜欢分享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以前的纸媒时期，人们遇到任何事件无法即时透过网路分享，但像咖啡店等地方就是一个地方传播消息的媒介，人民会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他说，人们并不抗拒科技发展带来技术变化，可见声音和图像的展现比文字更快速、更吸引人。
“以前要投资购买媒体器材一点都不容易，但是现在科技比较划算，人们几乎都不用花钱就可以使用各种智能手机的软体程式。大家快速传播消息的成本变得很低。”
他直言，不用钱就可以使用的媒体软件，是促使人们进行拍摄和上载的诱因。
表达自我平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人人生而自由，而人们现在正拥有自由地表达自我的机会。有些人上传照片是为了引起共鸣、取得别人的谅解，甚至是炫耀来表达自我满足感和自信等等，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空间。”
不过，他强调，网民除了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也要自我保护，而网路媒体本身也有一套约束网民行为的力量。
“自1990年代网路普及化之后，网路世界一直有一套维持网络秩序、约定俗成的规范。例如有过分言论的网民就会被其他网民检举等等。”
他说，虽然网路使用者之间的约束力并不强，但毕竟它的存在仍然发挥作用，而他本身对此是有信心的。
“人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例如大家的面子书可能加了很多朋友，也会包括一些在真实世界有交集的朋友，如果某人想要透过面子书发表一些会引起公愤的言论，那他也要顾虑这些朋友的感受。”
应严格定义公民记者
虽说现在人人都能轻易取得媒体器材，人人都能当公民记者。但庄迪澎认为，何谓公民记者需要有严格的定义。“是不是把照片拍了放到部落格上就是公民记者？我有所保留。”
庄迪澎曾是网路中文媒体《独立新闻在线》（2005-2012）的创刊总编辑，该网页在2012年因经费问题停刊。他曾邀公民记者为《独立》撰写地方新闻。“公民记者虽然不是专业记者，但也应具有基本的理解与搜索资料的能力。”
他强调，公民记者的素质在于媒体本身如何与他们沟通。
另外，网民习惯上传资料到社交网页，媒体是否可以直接从这些公开的页面上取材？庄迪澎认为，媒体直接引用社交网站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如果可以联络上当事人，就应直接邀请别人接受访问，而不是未经允许就引用别人网页上的资料或言论。”
听众来电：照片“泛滥成灾”失珍藏意义
听众阿敏认为，现在人们的照片已经“泛滥成灾”，是也拍、不是也拍。
“照片应该捕捉的是有意义和快乐的事，多年以后还可以让人留住记忆。以前照片很少的时候很珍贵，现在完全不是这回事了。”
她说，有些人辩驳说照片拍下来后可以成为某件事的证据，可是她不认同这个看法。“很多时候照片拍下来也不一定是真相。照片的价值应该在于留住岁月而已。”
另一名听众梁女士则指出，任何行为一旦过量就是一种病。她自己也常教育孩子，不要随便拍了照片就上载到网路，以免无意间伤害到其他人。
“我自己曾担任志工，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就是夫妻因为手机的一张照片而闹离婚。”
她说，照片都是片段化的画面，不值得取信。因此，智能手机用户偶遇意外事件，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伸出援手，而不是拍照上载到网页。
“巴士阿叔”一夜爆红
“我觉得拍照有意义的地方是分享一些有用的资讯。我喜欢一些大自然景观，会拍照后再加注一些文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她也强调，善用文字才是提升个人素质的关键。
不过，庄迪澎认为，并不是所有上载照片导致的事件，都是媒体传播迅速的问题。比如夫妻关系可能本来就不好，手机内的照片刚好是导致离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我反而比较担心一些网路欺凌的状况，因为未经同意上传了别人的影像，导致别人遭受批评而承受不了压力、看不开，就会衍生很多社会问题。”
他举了2006年发生在香港的“巴士阿叔”事件为例。“巴士阿叔”是一场在公车上发生的骂战，刚好被邻座的乘客拍下来再上传到网路，竟一夜爆红。
“其实每个人都会发脾气，只是‘巴士阿叔’刚好被拍到而已。”
他也认为，用照片影像来批评某人做坏事是不公平的。
“这些影像图片不知道会被传播到什么地方，而且当事人受到网民的审判后未必有辩解的机会。再说，这些当事人可能未必有错，网民只是透过一时的影像图片并不能理解事情的前后关系。”
反对立法管制 网民互相监督
网路媒介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许多讯息一旦被上载就有可能受到关注、批判与分析，人们是否能够抑制网路媒介可能带来的伤害？
庄迪澎笑称，他自己是反对立法来管制网路行为的。“网路不能用法律来惩罚，这样会侵犯言论自由的危险。我觉得同侪之间的监督很重要。”
虽然他也承认网民之间的监督约束力并不强，但他认为这些看不见的力量还是有效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在网路上进行有素质的对话，就不要随波逐流，迎合那些‘网路涂鸦者’的观点。”
他说，有些“网路涂鸦者”只留下意义不明的情绪性文字，他坦言自己不会浪费时间去跟这些网民争辩或解释，因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切忌随处“涂鸦”
不过，他也提醒，媒体或政府的网页不能忽视这些“涂鸦者”的言论发表。
“媒体或政府的官方网页则另当别论，他们设立这些网页必须要聆听别人的意见，因此不能随便删除。”
谈到这里，这似乎涉及国民使用网路媒介的常识水平到底有多高的问题。庄迪澎认为，许多国民的语言能力尚有待提升，才能有更好表达意见的能力。
“通常语言能力提升，表达事件观点也会比较有内容。”
他举例，台湾社会的人文素养比较高，媒体即时在街头访问，也有出口成章的受访者可以表达具体的意见。
另外，韩国的OhmyNews则开创了以公民记者提供新闻、为网民提供讨论平台的网路媒体先例，显示了当地国民的社会关心与意识。“马来西亚必须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才能谈得上追赶别人。”
至于近年来网路上时常流传一些与我国治安问题相关的警惕新闻，偶尔还会附上事件受害者或现场照片为证。庄迪澎坦言，现在网路上充斥著许多未经证实、甚至是过期的讯息。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网民之所以广传这些治安讯息，是因为我国社会的治安真的很糟糕，这是大家感同身受的问题。”
嘉宾开讲：照片分享一目了然 跨越文字局限
现在很多人都依靠面子书或其他社交媒体与朋友维持联系，平时会上载自己的生活照或心情，与朋友分享近况。
“现代社会是一个‘景观社会’，文字反而有很大的局限，不但文盲看不懂，语言能力有限的话反而难以理解。图像却可以一目了然地呈现人们所见的现象，只是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诠释。”
庄迪澎说，过去的报章媒体也会强调图多字少，以图像来证明事件的经过并吸引读者的注意，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传播媒介不同而已。
“现在也很少场合需要文字，年轻人都是直接用手机、电脑打字沟通的。我自己刚好是跨时代的见证者，现在也很少用手执笔写字，即使写论文也是直接用电脑记录的。”
不过，他也强调，科技便利所影响的生活习惯，可能处处隐藏著危机。
“有了自我表达的空间也应该懂得自我保护，像我本身就没有打卡的习惯，不想因此张扬自己的行为。”
不苟同炫耀心态
主持人苏进川也表示，他无法认同一些网民拍照炫耀的心态。
“曾有朋友将收到的红包拍下来上传到网页，但是这样行为其实是会为他带来危险的。”
不过，庄迪澎解释，现代社会都市发展扩大，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现在的都市人都是寂寞的，很多社交网页便成为人们联系彼此的主要管道。”
他说，这个趋势是很矛盾的。到底人们是更疏远了、还是更密切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