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街上人来人往，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碌著。待夜深人静，这里就变成落魄之人的避难所。他们在路边筑起自己的“家”，以天为被，以地为席。
在首都吉隆坡，中央艺术坊一带是流浪汉的大本营。每当夜幕低垂，数百名流浪汉聚集于河畔走廊、天桥底下或商店五脚基，在此“落户”。
许多人认为，有手有脚的人露宿街头，那是他们的选择。“我好手好脚，为什么我不去做工？很多人都不了解！要不是我有病、我年纪大了、我没法去做工，你以为我喜欢不做工？”在街头露宿5年的戴沙盛（盛伯）反驳：“不是每个流浪汉都是因为懒惰、不务正业而行乞，一些流浪汉是有工作的。有的打散工，有的当清洁工人，也有的拾荒，不过所赚薪水微薄，根本没有办法负担房屋租金，被逼流落街头。”
有的人尝试振作，却遇不上重生的机会。流浪汉形形色色，他们流落街头的原因百种千样，多数是失业、付不起房租、赌博、吸毒、家庭破裂、婚姻失败、精神问题等。
尽管露宿街头，盛伯一直拾取纸皮，以赚取每天的生活费，抱著“餐揾餐食餐餐清”的心态。惟，去年初健康亮起红灯，他才停止拾荒。
盛伯想租房子住，无奈房租太贵，难以负担。为何不申请福利金？他说：“申请手续太麻烦了﹗我有手有脚有自尊，不需要政府救济﹗”他又认为，福利金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日子虽苦，但盛伯总是保持乐观态度，想办法活下去。他不为自己的状态感到难堪，还打趣地说，“我哪里都能睡，因为我是道地的吉隆坡人。”
“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这里生活。我不想告诉他们。”在街头露宿的流浪汉戴沙盛（盛伯），最不希望女儿知道，自己的父亲因嗜赌，把积蓄输光，赔上家庭和事业，最终流落街头。
盛伯现年65岁，他的故事，是流浪汉这个弱势群体的缩影。他长期嗜赌，但眼见自己的幸福家庭因赌博而闹得不愉快时，曾想方设法戒赌，奈何戒不了。“输钱是苦难，赢钱是陷阱；赌徒都著迷于赢钱的快乐，一遇到不如意的事便往赌场跑，明知十赌九输，却还是想追求那一赢。”有些恶习一旦染上，想回头却太难。
沉迷赌博赔上一切的盛伯，曾经是个破铜烂铁回收商，月入过千，生活谈不上丰裕，却也衣食无忧。此外，他还经营过咖啡店、当过小贩，也曾在夜市卖“碌碌”。每当经济稍有好转，却又因为病态赌博而搞到债台高筑，最终晚年生活潦倒。“我生性烂赌，落得如斯下场，怪不了别人。”
妻子在忍无可忍之下，带著女儿离开这个家。那一年是1996年，盛伯45岁，女儿才十来岁。
遭遇妻离子散，盛伯仍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甚至甘心赌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最后一次“有瓦遮头”，是自己在吉隆坡秋杰区租下的一间房。戒不掉的赌瘾，让他交不出房租，被赶了出去。他在街头露宿，一晃就是5年。
前些日子，他得到女儿的谅解，再续父女情。两人虽未同住，但每隔两三个月都会相约见面，平时则用公共电话作联系。身为一名父亲，他不想让女儿难堪， 也不敢拖累女儿，选择隐瞒自己露宿街头的事实。为了不让女儿起疑，盛伯赴约前会刻意整理仪容，深怕不小心露馅，被女儿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
对于女儿，我问了盛伯好几次，也向他讨要女儿的联络方式。盛伯老说不方便，因为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两人偶尔能够见见面，他已经很满足了。
得到女儿的原谅，是盛伯片面之词，至于是否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则不得而知。真情剖白也好，美丽谎言也罢，或许，盛伯只不过要安抚内心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
“我常常劝人不要犯错，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不会再沉迷赌博。”盛伯希望自己的遭遇，能成为他人的借镜。
人来人往才好睡“我们也怕遇打劫”
没有地方去，能暂时栖身的，就是“家”。凌晨1时的茨场街，只见盛伯躺在五角基歇息。为了御寒，他只能瑟缩著身体挤出些温暖入眠。
露宿街头5年，盛伯靠路人的接济填饱肚子；睡五角基、睡桥下、睡路边，过著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刚‘出来’（露宿街头）前2年，我是‘住’在秋杰路，那里比较复杂，晚上有人抽大麻，然后来骚扰别人。”最后，盛伯来到茨场街，总算“定居”下来。
环顾盛伯的“家”，十分干净，蚊子也不多，唯一的坏处是下雨天，雨水随风撇进来，他就得站著睡觉。“很凉，又没有人骚扰。当有市政局的人来扫荡时，我就会走到更加隐蔽的角落。”盛伯称，这是最舒服的地方。
纸皮是他的床，已磨损的环保袋是“衣柜”，装著他仅有财物的布包是“枕头”，这些物品所占据的空间，就是盛伯每晚的“床位”。日晒雨淋的苦日子，盛伯早已习惯。
每天清晨6时，在上班的人潮出现以前，盛伯会收拾细软，把硬纸皮收起，然后到附近的付费公厕或者附近的教堂梳洗。有钱就吃个付费早餐，没有钱就等中午派饭时才吃，接著就开始到处蹓跶。
以街头为家的日子不允许他频频梳洗，最糟糕的时候，两三个星期才冲一次凉，一两个月才换洗一次衣服。流浪生涯中，盛伯常常就只有身上那套衣裤，即使找到地方冲凉，也无法换洗。
附近一带的车站、廉价商场和商店，是盛伯游荡及打发时间的去处。闲来无事，他也会坐在车站的椅子上纳凉、看报，或者跟其他合得来的流浪汉“吹水”。
夜幕低垂，城市宁静下来，他就会回到同一个角落，铺上硬纸皮，席地而眠。第二天，醒来之后，他又重复著同样的日程。
盛伯并不认同人们对流浪汉的刻板负面定义，“很多人可能讲到流浪汉的时候，就想到流浪汉捣乱社会治安，其实我们也很害怕遇上打劫。”他举例：“晚上睡在街边其实很没有安全感，我怕被打抢，所以很容易被吓醒，要到白天人来人往、更安全时才能睡好。”
互相照应 送出唯一饭盒
经历过最艰难的流浪生活，盛伯更能理解生活在困境中的人。若遇上比自己更加有需要援助的贫穷妇孺，他会转让自己的免费食物给对方。“慈善机构派饭时间很快结束，有些老人和妇孺迟来得不到食物，我就把我的让给她们。”
采访当日巧遇义工派送饭盒，原本以为流浪汉会为了数量不多的饭盒抢成一团，但我们却发现，“住”在盛伯隔壁的“邻居”老伯拿了饭盒后，还会主动放在盛伯身旁。
盛伯与其他流浪汉建立起良好关系，经常互通消息，奔走告知每天派饭的据点。“中午可到燕美路附近的克切拉香积厨领取饭盒，晚上则有Reach Out义工派送食物及饮料，还有不定时免费提供饭菜的教会、清真寺、寺庙和兴都庙等。”
这些年露宿街头的日子，让盛伯渐渐意识到，许多流落街头的流浪汉，其实和一般人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像个小小社区。因此，他认为，只有彼此互相照应，大家才有好日子过。
临“走”前 想见失散的妹妹
谢国良是克切拉香积厨（Kechara Soup Kitchen）项目总监。他与盛伯相识于一次的街头派饭活动。去年初至今，盛伯因心脏恶疾问题，健康每况愈下，多次进出急救室。众多流浪汉当中， 谢国良与盛伯的交情甚深，眼见盛伯的时日不多，他希望能为这位老朋友“做点什么”。
盛伯希望在离开人世前能够与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团聚。直到现在，他仍记得与妹妹们相处的点滴。“我的大妹名叫戴玉凤，今年59岁（1956年生），小妹名叫戴丽珠，今年51 岁（1964 年生） 。父母离异后， 我把她们寄放在亲戚家， 便独自出城闯荡。每月领薪后便把家用寄回家。”随著两位妹妹自组家庭后，盛伯日夜埋头于工作，兄妹3人终究失去联系。
“我最大心愿，是寻回失散20年的两位亲妹妹，希望临‘走’前可以再见她们一面。”结束访问前，盛伯说出最后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