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很熟的地名，其实从来不简单，比方不是很多人知道，霹雳金宝（Kampar） 这个名字，本来就不只属于霹雳。早在19世纪末代，由于霹雳近打谷锡藏丰富，吸引苏门答腊人踊跃前来。涌至金宝地区的苏门答腊人，多源自廖内区域的Kampar，那时候新聚落仍未定名，他们便沿用原乡地名，作为身份与记忆的延续，从此Kampar之名也移植到了霹雳。
重名并非巧合。只是反映了马六甲海峡两岸长期的人员流动与文化记忆。Kampar 是廖内省（Riau）一个县，在苏门答腊岛中部，靠近省府北干巴鲁（Pekanbaru）。他们属廖内马来人，而非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
本地印裔民间学者S. Durai有此一说，在爪哇与苏门答腊口语中，Kampar与斧头有关。然而，个人觉得此说缺乏语言学的依据。在马来文与印尼文，斧头都是写成kapak，一些地方方言可能发音有异，因之误解Kampar即为斧头，只能说属于近音附会的民间说法。
Kampar地名来由，英殖民文献与档案说法又不一样。1880年代，时任近打县长 J.B.M.Leech 记述了这一发展进程：当听闻在Mambang Diawan（云中仙子之意）、由吉隆坡通往打巴（Tapah）的新道路旁，发现了一处极为富饶的锡矿田，Leech 前往现场查看并决定规划一个新镇，然而他面对原始地名Mambang Diawan的困扰。
原来，Leech认为这个地名，对于一个以华人矿工为主的新镇来说太冗长了，不便于行政管理和公文称呼。于是 Leech 决定根据流经该地的一条小溪（Kampar River）将新镇命名 Kampar，1884年正式生效。直至1950年紧急状态时期组建新村，重拾几被遗忘的Mambang Diawan（万邦刁湾）地名，作为距离金宝五公里的的新村村名，也即后来华民口中的桂花村。
早期英殖民档案里，金宝还有一个名字是 Campar。第一次看到这个拼写时，往往会以为那是另一个地方，或是误植。事实上，Campar 与 Kampar 指的正是同一片土地，只是处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书写系统之下。Campar，先是”河名”，不是”城名”。19 世纪英国人进入霹雳内陆，并不是为了建城，而是为了锡。他们最早标注的，是金宝河及其流域的矿区。
金宝作为中文地名，比马来文或英文地名好玩多了。首先，金宝被指在开埠之际便唤作”禁浦”。听似粤语对Kampar的音译，发音为gam bou。若依字面解释，”禁浦”即为禁地。让人感到莫名恐惧。事实也是，父老都说当时环境恶劣，愿意来”禁浦”卖命的华工不多，不少华工采矿出事命丧”禁浦”。对此个人不以为然，华民以粤籍为主的金宝，怎会以粤语”禁浦”作为Kampar的音译？
20世纪初，中文媒体反而常用另一个地名”甘巴”，这个地名明显亦为粤语音译gam baa。1890年，海峡蒸汽船公司成立，运营沿马来半岛西海岸及东南亚区域的客货运输。1905年起有一艘货船以金宝为名，中文报惯把这艘货船S.S. Kampar称作”甘巴”。此外，欧洲人采锡公司如Kampar Malaya Tin Dredging也常被译成”甘巴”采锡公司。
实则更早之前，郑和航海图里已标记 “甘巴港”，但不是霹雳的金宝，而是苏门答腊中部的 Kampar（今印尼廖内省）河口港区。此外郑和航海图还有”甘巴门”，是指苏门答腊Kampar 河出海口的河门水道，换成在马来半岛经常被称为kuala（河口）。可见，”甘巴”这个名称源自郑和航海图。
1956年，金宝火车站中文牌名改成”坎巴”引起小风波，报载旅人多不识何谓”坎巴”，导致不少华民搭客错过金宝站没有下车，金宝市民遂向中文报反映，希望金宝各民族委员会及近打地摩市政局，代请当局改正云云。”坎巴”，看似Kampar的客家话发音kam ba，粤语则为ham baa，亦是Kampar的近音。
然不论禁浦、甘巴或坎巴，即使曾作为Kampar的中文地名，都改变不了”金宝”这个中文地名之地位。个人相信，从1880年代开埠起，Kampar这个地方即被唤作金宝，而金宝粤语发音为gam bou，金宝金宝，寓意”金银财宝”或”有金又有宝”。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的矿工多为粤籍与客籍，他们一听”金宝”就喜欢这个好意头的地名。
历史悠久的金宝古庙，有一块刻有”金宝古庙”的石匾上，记述重修年份为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 年），可见金宝之名由来已久。此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香港《东方杂志》第六期有一则医药广告，标题为”此乃金宝林君六经偕其德配子女之小照也”，以金宝矿场老板及华侨领袖林六经及夫人的治疗经历为卖点。由此可见，20世纪初甚至更早之前，金宝中文地名即深得人心。
话虽如此，在金宝拍板成正统地名之前，”金保”也曾在中文报通行一个时候，务边文物馆收藏的旧巴士公司告示牌即把金宝写成金保。此外，1935年中文《马来半岛地势图》、1939年《南洋年鉴》马来亚简图，同样把金宝标记为金保。
开埠之前，金宝是个荒山野岭。1875年英殖民霹雳参政司J.W.W. Birch，曾留下对金宝的记述：”他们告诉我，金宝是个畜养大象的地方，再从这里把大象带到美罗（Bidor）、务边（Gopeng）与仕林河（Slim River）等地。” 10年后的1875年，金宝发现大批锡矿，让这个近打谷最落后的地方，一跃而成最繁荣的城镇之一。
Leech 在 1891 年的年度报告，则描述金宝在短短几年内，”从最落后的地方变成了最繁荣的矿区之一”，从几间简陋的小棚屋迅速扩张成了拥有 134 间店铺、街道整齐的兴旺城镇。又10年后，到了1899年，怡保至安顺（Teluk Intan）的铁道通车，而金宝便是一个中途站。
可见，金宝起飞迅速，短短时间已成霹雳重镇。20世纪之初，金宝是霹雳第四大城镇，仅仅排在太平、怡保与安顺之后。人口当然以华工居多，还有前来开矿、搞种植的欧洲人，甚至也有一些犹太人、日本人。1901年金宝人口约 5,067人，1911年人口增至 15,564人。
1928年黄强《马来鸿雪录》描述的金宝见闻可见一斑，”余辈在集兰居午饭时，见到对门妓馆十馀所，粉白黛绿，迎送甚忙。”根据黄强，锡米价涨，商业大为活动，一般工商挥金买笑，浪掷缠头（消费），每入黄昏，山间矿工成群结队而来，以谋排遣。金宝铺户仅数百，而妓馆已有二十馀所，亦有籍隶东西洋者。东洋，自是指日本籍妓女；西洋，则为具有白人血统的风月女子。
没有锡米，就没有金宝，金宝是因锡米而繁荣起来的城镇。在那时候，锡米被当作”黑金”。吸引华工前来金宝，正是黑亮亮的锡矿。在金宝采锡的华人矿家，包括胡子春、余东璇、林六经、郑显达、黄芳与李田秀等，其中余东旋在金宝山坡上建造了著名的”加冕别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金宝开采的锡矿，至少也有上千座。总共挖出多少财富，恐怕谁也无法估计。
二战之前，1930至1940年代，是金宝锡业的全盛时期。二战结束之后，锡业开始没落。直至1980年代中，国际锡价大跌，金宝锡矿场纷纷停产，采锡风光一去不复返。流金岁月也好，黑金幽梦也罢，金宝只留下历史的回音在空中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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