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中，若死者的生死时间极为接近与某些人的接触时间，且这些人又对死者负有特定的看管、讯问或拘留责任，那么这些人就被法律推定为“最后被看见与死者在一起”的人（last seen together theory）。
此时，倘若死者身亡，而这些人无法合理交代其死因或下落，法律便有理由要求他们作出解释。否则，沉默本身就可能成为疑点。
赵明福案件正好呈现了“最后被看见在一起”理论的经典样态。
第一）最后被看见——证据链清晰
根据上诉庭判词，反贪会官员莫哈未安努亚（Mohd Anuar）承认自己在2009年7月16日凌晨2时30分左右曾与赵明福接触2至3分钟。而此时，赵明福早已被反贪会扣留审讯超过9小时，形同“非正式拘留”。莫哈未安努亚甚至坦承赵是“重要证人”（important witness）。
由此，反贪会官员是最后被看见与赵明福在一起的一群人。
第二）失当与掩盖——行为与证词破绽
上诉庭判词更进一步指出：
证人雷蒙（Raymond Nion）指出，莫哈未安努亚与莫哈末纳斯里（Mohd Nadzri）被看到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时间为凌晨5时至5时45分，而这恰是赵明福被认为身亡的时间区段。
相反，莫哈未安努亚却声称自己在凌晨5时至早上8时30分在大厅睡觉；莫哈末纳斯里则说自己在凌晨4时离开。两人的证词明显互相矛盾。
上诉庭法官甚至明确指出，这一连串不一致与失实证词，具有“掩盖真相”（cover-up）的嫌疑。
这些异常行为使得“最后被看见”的责任更为重大。
第三）死因推论——非自杀而是他杀
所引专家意见，进一步动摇了“自杀论”：
法医沙希淡指出，赵明福颈部的伤可能导致脑部缺氧，产生神志混乱，无法自主行动。
泰国法医普缇更指出，赵的右脚踝多处骨折，而非典型“直立坠楼”，其伤势符合“无意识或半昏迷状态下坠楼”。
结合这些医学证据，赵明福显然极有可能是在非自主状态下坠楼，并非“自愿跳窗自杀”。
麻辣结语：责任必须有人承担
上诉庭最终作出重大裁决，明确指出： “赵明福的死亡方式是他杀（homicide）。”
换言之，赵明福不是“自己跳楼”，而是在某种外力下丧命。而“最后被看见与他在一起”的官员，负有首要解释责任。至今，这份责任仍未有人正面承担。
虽然时过16年，反贪会发文告道歉，行动党鞠躬道歉，这也无助揭露真相，一旦涉案官员没有被调查，即使调查后，没有提控，也是无法让赵明福案件水落石出沉冤待雪。
这就是赵明福案件难以突破点：
警方不敢调查反贪局。所以警察反过来“调查”赵家！
执业多年，我看到的是：反贪会调查警方贪污滥权的多的是。那么反贪官员贪污滥权的话，谁来调查他们呢？我不认为警察会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不是警察不要查是警察不敢查！
话说回来，“最后被看见一起”的法律理论，不只是一个证据推理工具，更是一面镜子，照出权力背后的黑影，和我们制度的冷漠。
赵明福是一名平民，一名政党人士，一名父亲，一名未婚夫，一名家人的孩子，哥哥和弟弟，进入反贪会调查的第一天，却成了生命的最后一天。如果这不是制度的失败，我们还能如何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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