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下新山出席婚宴之便，顺道走一趟居銮（Kluang）及銮北三个火车站小埠，其一为中文地名带有南洋风的巴罗（Paloh）、其二是带有洋人风的占美（Chamek）、其三为带有唐人风的梁站（Niyor）。早期柔佛发展集中在河港，柔佛中部还有大片土地待开拓，而柔中最大城镇居銮直至1910年才正式开发，职是之故这三个小埠的历史都比居銮稍微早一些。
1905年柔佛开始建设铁路， 1909年从柔南新山接通至与柔北结界的森美兰金马士（Gemas），穿越柔中的大片广袤雨林，基本上多为无人区。在居銮周边最先建设的火车站是梁站与明吉摩（Mengkibol），英殖民1913年发布的马来半岛铁路图，也仅仅标明居銮周边的梁站、明吉摩两个火车站，而居銮火车站直至1912年方成型，所以此前绘制的1913年铁路图并未清楚标明。
紧接著，离梁站不远的巴罗、占美火车站也建起来了。这三个小埠面貌基本未变，从巴罗、占美、梁站的街市（即店铺区）皆面向火车站，足证都是在火车站建设之后方逐渐形成小埠，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火车站小埠。随著柔佛铁路线的通车，铁路旁大片处女地吸引洋人开设胶园，也吸引南来的新华民前来讨生计。当时陆路交通尚未完善，火车是运输橡胶、咖啡等农产品的唯一管道。
这三个火车站小埠之中，对带有唐人风的梁站得名尤其好奇。梁站的马来文Niyor，是指一种椰子或椰树，现今的马来文又写成Niyur或Niur，甚至Nyiur。原来，在沙巴、砂拉越与半岛其他地方，Niyor多写成Nyior，比方槟城的Kampung Nyior，芙蓉有Taman Nyior等。
可是，不论Niyor或是Nyior，都与“尼亚”近音，缘何地名唤作梁站？有两个流传的说法很好玩，一是最早到梁站的华民姓梁，来到这里领导华民拓荒开垦；二是梁站火车站有五棵大树，让华民在等候火车时乘凉，由于车站很凉故称梁站。问题是，这两个说法似乎都经不起考证。
老巴罗李金传告知，梁站华民以福建永春人居多。咦，这就对了，不论Niyor或是Nyior，读快一些即成Neow，与闽南话“梁”（Niu）的发音很接近，有理由相信这个中文地名源自闽南话。此前笔者说过，双音节的马来文单词发音，对早期的华民有点难度，比如柔佛麻坡的Muar，又比如彭亨劳勿的Raub，看似梁站的Niyor也一样，而且一个单词的中文地名怪怪，既然先有火车站才有这个地方，就在“梁”后面加多一个字成“梁站”，如同Muar的“麻”加一个字成“麻坡”。
1928年林穆群《马来半岛商埠考》、1935年中文版“马来半岛地势图”，皆把Niyor标记为“梁”。根据李金传，早期闽南方言群多称之“梁车站”，而粤语与客家方言群则唤之“梁车头”，粤客语中的车头即为车站。1923年谭里夫《南洋埠名》记之梁火车头，1924年英殖民官员J.V.Cowgill以粤语记之梁车头（Leung Che Tau），1928年徐雨郊/高梦云《南洋四州府华侨商业交通录》记之梁站，1935年《侨民学校调查录》也记之梁站，1930年代中文报偶尔亦以“梁呀”称之。梁站虽说普遍通用，但梁车头亦颇通行，直至1970年代初在中文报依然采用。
1962年记者杨波撰述，紧急状态前梁站原有数千华民，1951年建设梁站新村时，由于谋生机会受限制，许多人举家迁移别处，迁入新村者只有四百多人，昔日人烟稠密的梁站如同废墟。然而，1929年报载梁站仅有百馀华民，故笔者对梁站曾有数千华民之说颇有保留。
梁站离居銮五英里，占美离居銮九英里，其中文地名同样有趣。占美占美，有朋友好奇问开发者是不是名叫Jimmy的洋人？原来占美是香港式粤语对Jimmy人名的翻译（中国现多译作吉米），故曾引起外地人美丽的误会，这当然是笑谈。至好玩是，占美中文名明明源自Chamek，1959年《星马通鉴》却把占美华小写成Chan Mei Chinese School。
换言之，占美源自马来文Chamek，写成英文时不用Chamek反而用Chan Mei，奇也怪也。更神的是，如今占美华小的官称为SJKC Chian Bee，如果说Chan Mei是占美的华语对音，那么Chian Bee则是占美的闽南话对音了，而占美确以闽南方言群居多。占美曾被称呼的另一中文名为“占墨”。
依据当地马来传说，Chamek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公主，她经常在该地一条河中沐浴。某日，她将一朵榴莲蜜或俗称尖不叻（cempaka）的芳香白色花抛进河里，花朵顺流而下到达了村庄，在那里扎根并长成了一棵树。村民便称该地区为Chempaka，后来逐渐演变成了Chamek。
占美的咖啡曾被誉为马来半岛首屈一指，但产量不多排在雪兰莪巴生、柔佛峇株巴辖之后，其咖啡产量仅供应予居銮、峇株巴辖、新加坡一部分市场。据说早年最高峰时占美约莫有500亩咖啡园，是在胶业以外的主要副业。居銮周边的咖啡主要为利比里卡（Liberica）或俗称的大果品种。占美地处偏僻，1947年十馀蒙面匪突然杀到，持枪把街市所有20馀间店铺洗劫一空。
这三个火车站小埠，以巴罗人口最多亦最繁盛。火车站建设之后，1910年代开埠之初，巴罗仅有亚答屋数十间，但至1930年代巴罗街市已有店铺六、七十间，1935年刘焕然《英属马来亚概览》则记述有五、六十间，经济主要靠橡胶、薯粉与咖啡。小小一个巴罗，早年一度设有三间学校：育英学校、侨南学校、中华学校。
开发之前，巴罗周边尽是莽莽丛林，开发后则为大片胶园围绕，如今巴罗四周却是油棕园。巴罗亦曾是咖啡种植地，1940年生的何坤光告知，他们家族在巴罗曾有上百亩咖啡园，论规模在居銮周边仅次于占美。何老祖籍广东高州，紧急状态时期当过英军在巴罗的翻译，其家人在巴罗老家开设了“御苑咖啡馆”，至今仍保留数株咖啡树供游人观赏。
巴罗的“村中村”是特殊现象。根据2016年张纹综《百年巴罗华人志》，1950年成立了巴罗新村，紧急状态后再划多五个村落：独立新村（Kampung Merdeka）、成功新村、和平新村，以及甘榜印度、甘榜亲善。此外，进入巴罗之前三公里，我们先走访了圣德巴罗，从中文地名看似是教会区，了解之下始知为重组村，中文名翻译自Central Paloh。把Central译成圣德，妙也。
马来文Paloh意为池塘或水潭，最早的中文地名为“笆篓”，但更多人写成“芭篓”， 1923年谭里夫《南洋埠名》记之巴篓与峇罗，1924年J.V.Cowgill记之芭萝，1928年林穆群亦记之巴篓与峇罗，1928年徐雨郊/高梦云记之巴篓，1935年刘焕然记之笆篓，1935年《侨民学校调查录》记之巴罗，1939年潘醒农《南洋华侨便览》记之巴篓与吧罗，1940年关楚璞《星洲十年》则记之巴楼，此外还有者记之巴路等，不一而足。
最早到巴罗的福建永春人，采用的笆篓、芭篓显然为Paloh的闽南话对音，而后才至的广东人与客家人所用的巴罗、吧罗则为Paloh的粤客语对音。直至1952年巴罗组建新村，随即设立了巴罗华小，中文地名一槌定音，从此“巴罗”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