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文学的国籍、有国籍马华文学、与“入台”（前）马华作家：兼与黄锦树和张锦忠商榷〉，副题“兼与黄锦树与张锦忠商榷”，商榷招来多疑、敌意、战场般的火药味回应，实在没有必要。尤须指出的是，拙文是在肯定黄锦树功绩的前提下做出善意批评，相信读者自有辨识能力。
马华文学如果是口井（黄的比喻），它本来就如此狭小，毋需过于亢卑。它透过地下水与山溪川流互通交融，少部分井水渗流外海，黄锦树却无原则地把这些海水倒灌回井内（旅台文学如何比喻，得请教黄），再把井口凿大，涂抹夸饰包装，是否恰当？大海（如国际华文文学）可纳百川，井水（如马华文学）可混容海水？岂不逆天而行？除非这海水咸淡参半（如持双重国籍者，但马台之间无此政制）。这个比喻反而最终更倾向于被黄批为“歪论”的华语语系文学。
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现代中国学术奠基者胡适的治学守则诸如“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关乎学术诚信与诚实，放诸四海皆准，遇上黄锦树与张锦忠的旅台、在台文学错体论述与“大义”，是否可以或应该自动失效与让路？哪怕史从论出，意识先行，攀附穿凿，学术虚荣或马华文学表演性？否之，则鄙视为“爱国者”、“本土派”（不当义和团就是卖国贼？）。易言之，正统大于道统，“势”尊于“道”？
拙文大力厘清并推翻了黄、张等人对旅台、在台马华文学和台湾文学错乱联姻的想像，为何马华文学靠拢中国大陆文学就必须警惕慎防收编，而夹台湾文学以自重则可以理直气壮？台湾文学不也在收编马华文学吗？远则中国大陆鲸吞，近则拱手让台湾蚕食，何以厚此薄彼？出于意识形态之故？
若是，黄锦树何必在中国大陆出版《死在南方》等书？（还存目了几篇“敏感”小说？）假设一天中国大陆收复了台湾，旅台、在台马华文学就被中国大陆文学顺水推舟地“顺便”绑架，而黄、张即为帮凶？无论出于自觉或不自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笔者能够理解委曲求全与“曲线救文（学）”之“大义”，约二十年前笔者已谙知在台人的“救文”门道，为顾全大局，无可厚非。可是总要有个“度”，过火地硬凑强拼，将扭曲马华文学的形貌。于是，当“曲线”一开始就导向出轨时，“救文”注定是乌托邦，最后适得其反，不但救不到“文”，而且误导读者，折损（马华）“文体”。
这是黄、张为马华文学量身定做“无国籍马华文学”、“在台马华文学”与“把饼做大”的后顾之忧。该提高自我（主体）意识还是选择继续装聋作哑？不以盲点为盲点，拒绝面对假象与虚胖？就旅台、在台马华文学、“把饼做大”之含混攀附台湾文学而言，岂不在海外上演了祈求国家文学认同的姿态？多年前一位文艺界前辈谈及黄锦树与他人的论战，不禁叹息读书人的气度何在？何不学习当年大学者们是如何在《明报月刊》冷静论学？
欠缺文学国籍观念
黄锦树指笔者立场“近承”陈雪风等人的马华本土论，无疑是妄下判断，却不提拙文不苟同陈雪风的观点。事实上，陈雪风数次邀笔者协编《马华文艺布罗阁》，但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被笔者敷衍打发了，如何“近承”前者？
台湾的“华文小说国际互联平台”筛选“2001-2015华文长篇小说20部”（马来西亚区）时，出于国籍考量，李永平与张贵兴落选，前者入选台湾区名列第13位，台湾某些投票者透露：“我以为你们（马来西亚）会选”。由于台湾区只选前十名，所以李永平“双双落选”。这看似归咎于文学国籍，却恰恰相反地，印证了欠缺文学国籍观念的后果。
重阅黄锦树旧作，赫然发现他曾建议《马华当代文学大系》可考虑“以作者国籍为基本考量”，“作者发表该作品时仍为大马国民”（这或许可以解决包括李永平、张贵兴等人早期作品的归属问题），而且“必须征询他们的个人意愿”。可是如今黄锦树否定了这三点，反而用以攻讦拙文。就连原本“彻底的政治的”马华文学，也可发展成排除“族间沟通”。
当然他可说这如同“经典缺席”论一样，当年的论调已“多次修正”、“不再坚持”。此外，被拙文驳难不可成立后，他又从马华、旅台、在台作家至近日摇身变为“热带华文文学”作家。这些论点与名目之多，此一时彼一时的一百八十度逆转，叫论者捉摸不定，无所适从，如履薄冰，莫非每次动笔前得致电追问他今天自我否定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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