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令吉兑美元迈向1998年历史低点之际，我们也将在3月1日迎来8％的服务税和资本利得税，可谓令吉跌不停，税税迎面来。
政府尽管给于食品、电讯等基本服务，维持原本的6%税率，但其他领域如物流、建筑维修、卡拉OK娱乐等，从3月1日开始，就需多支付2％，即8％的服务税，一些方面就估计更高的税率将可为政府一年内多带来至少30亿令吉的收入，更有一些乐观者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同时，别忘了两个月后，我国将于5月1日开始实施奢侈品税，税率将落在5至10%范围。在今年1月1日，政府也开始向网购海外低价值商品（LVG）征收10%销售税。这一切都是政府为扩大国家税收，减少财政赤字的措施之一。
在节流上，政府提出了新的公务员退休制，也计划把公共津贴总额从2023年的810亿令吉减少至2024年的528亿令吉，并在1月启动了主要数据中心（PADU）大计，以落实针对性的补贴措施，然而这一切至今反应不佳，也引起不少议论。尤其，这种增加税收和紧缩开支的财政政策，能否改善国库状况，还有赖于政府的执行力，尤其打贪反腐的意愿更是不能缺席。
实际上，税收与经济关系，不只要看税收的规模和所得，更须衡量其对社会的冲击和效益。譬如，我国于2015年推行消费税时，虽然增加了国库收入，却招来民怨，并成了2018年大选时，执政60年的国阵联邦政权倒台因素之一。之后，希盟上台后，就撤销了消费税。
抑制需求
同样的，面对税税扑面而来之际，一些业者尤其是零售业者就表明，当其他领域的服务税不能幸免于8％的税率时，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肯定会输导到消费者层面，进而减少消费的意愿。毕竟，对于那些面临著生活成本高涨、薪资停滞的老百姓而言，服务税的提高只会让他们的钱包更加吃紧。这种增税措施不只会导致市场消费意愿下降，也会对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甚至损害了国家的竞争力。
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也被喻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曾言，提高税收增加政府支出，也许可以让经济一时复苏，但也会埋下再次萧条的隐患，要走出经济低迷，关键是要让市场创新。然而，面对著保守宗教主义和民粹主义围剿的团结政府，又如何孵化出需要自由与开放土壤才能茁壮成长的市场创新？
历史上，许多实例也表明，通过提高税率来重新分配财富的做法，很少有成功的。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陷入了失落的20年，其中一个导因就在于课重税，导致需求不振，进而陷入长期衰退局面。然而，增税方式简单粗暴，所以一直为当权者所好。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马币兑美元持续低迷，进口成本将水涨船高，再加上税税的连锁反应，会否形成下一波的通货膨胀？终究而言，增税都是由国民来承担的，因此重税本身就是一种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