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新冠疫情趋向缓和，全球各国陆续放宽疫情的管控，我国也逐步走出疫情隧道，5月起更会进一步的放宽各项限制，然而隧道尽头未必就是阳光明媚的大道，迎面而来的很大可能是一场经济的风暴，尤其全球笼罩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阴霾中，我国又岂能独善其身？
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其实在2021年开始浮现，这背后除了因为过去两年疫情打乱了全球的生产和供应链因素外，也与各国为纾解疫情下对经济带来冲击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资金流入商品市场炒作，进而推高物价，也让多国的通膨指数，屡创新高。
只是，过去两年全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疫情上，疫情下更担忧的是经济萎缩，同时各方一开始时也认为，通膨只是短暂的，而给予适度的容忍。可是，如今从燃料的原油到粮食的小麦，价格一路飙升，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到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无一能幸免，饱受通膨这只“灰犀牛”的冲击。
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就是个货币现象。为此，美国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今年开始陆续升息，以抑制热钱让通膨降温，然而成效还没看到，却又来了俄乌战争，火上添油，让物价雪上加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周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指出，发展中国家今年通膨率将飙升至2008年以来的新高，而治理通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通常需要一段长时间，才可能见到物价的回落。
应对通货膨胀
在我国，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政府不只实行价格的管控，更对各项统制品进行补贴，从家用的电力到出行的汽油，从日常的食用油到鸡蛋的生产，都一一进行补贴。依据去年财长提呈2022年财案时的数据，政府将于今年拨出310亿令吉，用于补贴机制，以减轻物价高涨对民众带来的生活压力。
此外，从政府允许公积金会员特别提款1万令吉，到强硬从5月开始落实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等措施背后，除了有讨好广大民众的政治考量外，也是希望通过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来抵消通膨的压力。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工资──通胀上扬的螺旋压力下，加上经济复苏举步维艰，我国会否适得其反？会否走不出通膨的漩涡，反而陷入如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大滞胀”（stagnation）？
从历史上来看，严重持续的通膨，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层面，更会导致社会的贫富鸿沟日益扩大，最终引爆经济崩溃，带来社会和政治动荡。从一战后纳粹在德国的崛起，1970年代南美洲国家的政治动荡，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其背后都离不开恶性通膨的因子。
所以，弗里德曼就曾形容通膨对一国的经济来说，是一种危险的疾病，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对社会带来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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