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初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疫情与世界秩序》的文章。文中就指出，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 capacity, social trust, and leadership）是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而这三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譬如，美国早期面对的疫情大爆发失控局面，就与特朗普的轻视应对政策有关。同样的，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也和印度的公共卫生条件，以及政府疫情应对措施不当等问题息息相关。
在疫苗接种上亦如此，接种率较高的国家，如美国，以色列，新加坡，往往也和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上成正比。
这进而让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运作上逐步迈向恢复疫情前的水平，这包括恢复和其他国家有条件的往来。
反之，如果一国疫情防控不佳，免疫条件不充足，将会在疫情后的发展中落后一步。进而加剧国际间富国和穷国的差距。
所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面对著的挑战，不只是疫情的管控问题，更关键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基础共识和相互信任。毕竟，防疫政策的落实，并不是仅仅依靠法律的抽象条文和国家的暴力，更要依靠社会的民情和支持。
譬如朝令夕改不只让民众无所适从, 令社会运作陷入混乱，也对政权带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其产生的后果就是，即使政府开足马力，如在紧急状态下，获得全权的权力对抗疫情时，也会面对无法有效动员的局面，而出现政府指责一些人民不守防疫措施，人民却指责政府无能；甚至政府内部出现互相掣肘的情况，部长的关前门论、反复的禁售酒令或许就是一个佐证。
最终，新冠疫情的反复，暴露的不只是病毒的变异和横行，更令人关注的是，存在于体制之中的另一种‘’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