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的到来，让人们看到疫情的转折点。我国政府也基于病例有所下降，逐步的放宽各行各业的管制，然而在防控疫情上，当权者却施于更严厉的惩罚和措施，这种经济宽，政治紧的矛盾手段，引起民间和在野政党的议论。
譬如，从3月11日开始，政府把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及行动管制令的个人最高罚款，从原本的1000令吉提高至1万令吉。同时，也颁布《2021年紧急（基本权力2）法令》，对散播有关新冠肺炎或紧急状态的虚假消息者，一旦罪成，将面对最高监禁3年或最高罚款10万令吉，或两者兼施。
再加上，在紧急法令下国会、州议会的停摆，让民权组织和在野政党，担忧政府会否滥用权力，以抗疫和打击假新闻之名，来扼杀对当权者的批评。这不只会进一步的让疫情高度政治化，也会造成党国权力的更趋膨胀，终而让民间的权利萎缩。
实际上，在犯罪学上对严刑峻法效果也存在著争议，有者认为加重刑罚，能起杀鸡儆猴吓阻作用，进而减少犯罪或违例，但也有研究指出加重处罚，反而会带来反效果，令人们反感，甚至增加人们的违例举动。
同时，许多学者和研究也指出，刑罚能否带来吓阻的效果，关键不在于刑罚的方式，不管是罚款、监禁或刑罚的轻重，而是执法能否迅速和公平，即违法者不论身份高低，都会迅速被提控，并面对公平的刑罚。
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一边对人民严厉执法，但另一方面却宽待当权政治人物的违例行为。这不只无助建立法律的威信，也可能瓦解民众与当权者在抗疫上的共识，令抗疫事倍功半，也让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进一步撕裂我们的社会。
在政权缺乏合法性，加上防疫的政策朝令夕改、双重标准和执法不当下，“治乱世用重典”不一定是政客的救命草，反而很可能是其政权的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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