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注册社团（简称华团）之多及组织性能之相近，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有日趋严重的现象，甚至屡屡出现“名号山寨化”的双包事件。
如果说，华团组织之多是百花齐放、组织人才辈出，那是一件喜事，但不得不说的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许多华团组织，尤其是地缘及血缘性的团体，都面对青黄不接的窘境。
尽管新生代对加入华团的兴致缺缺，但却无损华团组织不时爆出“闹双包”、“闹三包”的争论，最佳的例子是今年初发生的“联邦直辖区中华大会堂”注册成功的事件，就是华团碎片化的一个例子。
在90年代，有人创组了“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时，就已令人混淆它与1923年成立的“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性能，如今又出现“联邦直辖区中华大会堂”，不但让不明就里的人混淆，明白个中道理的人亦是啼笑皆非。
我们时常谈到我国华社三大支柱，华团是不可或缺的一柱，但环顾现状，我国华团组织日益碎片化，还有“山寨组织”倾向，不但造成资源上的浪费，而且也削弱代表性。
实际上，关于“山寨组织”的争论，年初发生的风波并非罕见的案例，更甚的是双包、三包事件一旦闹上法庭或社团注册局，依然无法得到很妥善的解决，因这些组织的性能再相似，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使到他们得以继续存在及操作。
这样一来，“山寨组织”日益剧增，势必影响到华团与国际接轨时，衍生“谁才是权威”的问题，并更容易发生“小三上位”的悲剧及争议，这对我国华社及华团终究不是一件好事，争议也将会一直存在。
据我国著名的社会学研究学者刘崇汉发表过的《马来西亚华团组织的困局与展望》一文，曾提到我国华团因缺乏一个被公认为代表全部华团的总机构，导致国内华团在民族凝聚力方面尚未臻理想，当中点出的3个主观因素，分别是：“缺乏策略性结盟与合作之思考与机制”、“即使有这方面的认知，但个人恩怨及不顾大局的个人情绪，使华团之策略性结盟难以达成”及“领导人山头主义思想积习难改”。
为此，一旦要解决华团组织碎片化与山寨化， 主动权完全是掌握在华人领袖的手里，取决于华社各领袖的素质与一念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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