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扣留所死亡案接连发生，使成立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的呼声一再响起。内阁却始终没有此意愿，宣称执法机构廉正委员会（EAIC）足以解决问题。刘胜权指改革现有的EAIC就足够，凯里则认为IPCMC或EAIC并非关键，最重要的是严厉对付涉案者。
诚然，相关委员会的效率与独立性十分重要，不然就算成立设IPCMC，只会沦为橱窗摆设。但EAIC已因办事效率低引人诟病，又有赵明福案反贪官担任调查官一事，公信力备受质疑，唯有设IPCMC才能扳回一城。此外，基于常常会面对种种穷凶极恶的罪犯，比起其他执法人员，警察获赋以使用更多合法暴力的权力。权力过大，制衡机制更不可少，比起EAIC，IPCMC的针对性更强，将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层出不穷的扣留所死亡案带来的另一个疑问是，扣留所暴力只是警队里的少数害群之马所为，还是一个普遍现象？若是后者，需要关注的就不止是扣留所死亡案了，也须留意扣留所内有无其他违反人权的现象。受虐而“幸存”的扣留者又有多少？谜团有待解开。
近来的3宗扣留所命案死者都是印裔，令人怀疑警方是否在鉴定罪犯时，对特定族群持有刻板印象，因而先入为主，未审先判，自以为可以对自己认定的“罪犯”施加暴力。其实，这种做法早已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即便有罪，也不容滥用私刑。
我不禁想起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那是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创造的一个模拟监狱。他招募了一群身心健康的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扮演囚犯，一组扮演狱卒。实验结果十分骇人，狱卒扮演者不断羞辱和虐待囚犯扮演者，以确立掌控监狱的主权，维护秩序。面目和善的大学生，一旦换上制服走入模拟监狱，就成了魔鬼般的狱卒。更令人瞠目的是，他们乐在其中，不觉得自己有错。
津巴多把这个现象称作为“情境力量”，认为环境会影响人，使其干下恶行。这个论述并非为施虐者开脱，而是在探讨原因，防范类似的罪行重演。
对此，津巴多提出了对抗“情境力量”方法，即让自己抽离该环境，随时保持警惕。这个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参考。
对于警方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副警察总长峇克里辩称，警员驻守扣留所的生活，有如扣留者一样，而且还要面对扣留犯的粗暴对待与挑衅，公众不应一味指责。这应该是实情，却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器的权利与义务，改善扣留所环境的主动权仍在政府与警方。警方有必要确立明确规范，让扣留所警员了解“为”与“不为”的界限，并提升他们的的心理素质，适时提供辅导，辅以IPCMC的制衡，才有望改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