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16日讯）马来西亚宪法第3条明定“伊斯兰是联邦的宗教”，但这是否意味著伊斯兰法律可以凌驾其他国家法律？
马来西亚南京大学校友会法律顾问兼律师林武灿指出，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宪法第3条的一句话，而必须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宪法架构下，究竟谁有权立这个法？
他以“两条法律河流”形容马来西亚的法律制度——一条是民事及普通法体系，另一条是伊斯兰法律；两者各自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运作，但两条河流之上，只有一部联邦宪法。
“可以把它看成两条平行的河流，又不混合在一起，但最后只有一部宪法，很微妙。”
林武灿也是前槟州议员、南京大学文学硕士。他日前在该会“每月一讲”线上讲座，主讲《大马世俗主义──从传统走进日常生活》时这么指出；讲座由该会会长瞿美清主持。
他说，马来西亚的民事法律制度主要承接英国普通法传统，而伊斯兰法律则在联邦宪法及州法律所划定的范围内运作，两者“本是同根生”，共同的根就是联邦宪法，并非各自依据一部宪法运作。
他指出，两套司法制度之所以能够并存，并不是因为彼此拥有独立的主权，而是联邦宪法划分了联邦与州的立法权，也规定了不同司法机构的权限。
1988年宪法修正案在第121条加入第（1A）款，规定普通法法庭不得审理属于伊斯兰法庭权限范围内的事项。林武灿指出，这项条文并不意味著伊斯兰法庭凌驾普通法法庭，而是宪法对两者的司法管辖范围作出区分。
当两种法律制度出现管辖权或法律冲突时，最终仍须回到联邦宪法，检视相关法律是否在宪法赋予的权限内制定。
“宪法就是一个上限。”
他说，无论是国会、州议会或司法机关，都必须在宪法所划定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这也正是马来西亚“宪法至上”原则的重要体现。
这也是马来西亚“法治”与“世俗主义”相互交织的重要地方；国家并非排斥宗教，而是要求公共权力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行使。
林武灿指出，联邦宪法第9附表列出联邦清单、州清单及共同清单，划分联邦与州的立法事项。
外交、内政、教育、卫生等主要事项属于联邦权限；土地、地方政府及伊斯兰事务等，则主要属于州政府的立法范围。
因此，州政府即使是在伊斯兰事务范围内立法，也不能跨越联邦宪法划定的权限界线。
他说，任何州法律，包括涉及伊斯兰事务的法律，都必须在宪法赋予州政府的权限内制定；若超越州的立法权限，便可能面对宪法层面的挑战。
这也说明，马来西亚的宗教法律争议，很多时候真正争论的并不是“伊斯兰对不对”，而是：“谁有权立这个法？”
林武灿指出，宪法第3条规定伊斯兰是联邦宗教，而第11条则涉及宗教自由，保障人民信奉、实践及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宗教的权利。
他强调，两项条文必须放在整部宪法中一起理解。
“第3条不是说，因为伊斯兰是联邦宗教，所以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伊斯兰生活。”
他认为，这正反映马来西亚制度的特殊性：伊斯兰具有宪法上的特殊地位，但其他宗教也受到宪法保障；至于宗教自由是否完全不受限制，也不能如此理解，相关权利仍须依照宪法及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行使。
他也从国家原则谈到马来西亚的宗教观。
他指出，国家原则的第一项原则是“信奉上苍”，并没有指定“上苍”必须是哪一个宗教的神。在他看来，这项原则所强调的是信仰与精神价值，而不是要求所有国民接受同一种宗教。
他也举出国家礼仪及政治文化中的例子指出，伊斯兰作为联邦宗教，使国家在仪式及礼仪上带有一定伊斯兰色彩，但并不意味著强迫所有人民接受伊斯兰。
林武灿指出，马来西亚的宗教与法律关系之所以经常引发争议，是因为同一个人或家庭，有时可能同时碰上民事法律与伊斯兰法律，管辖权边界因而成为许多纠纷的核心。
过去多宗具指标性的案件，也正好呈现出不同法律权限如何碰撞，以及最终如何回到宪法框架寻找答案。
他以轰动一时的英迪拉甘地案为例。该案涉及一名父亲改信伊斯兰教后，在未经母亲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将3名未成年子女改教。
2018年，联邦法院裁定，未成年子女改教须取得双亲同意，并撤销有关单方面改教的证书；法院也处理了民事法院对相关行政行为及宪法问题的司法复核权。
林武灿指出，这类案件显示，当宗教、家庭权利及司法管辖发生交集时，重要的不是简单问“这是不是伊斯兰事务”，而是先厘清哪一个机构具有法律权限，以及相关行政或法律行为是否符合宪法。
2024年联邦法院审理的聂伊琳及女儿对垒吉兰丹州政府案件，则进一步把“州政府可以立什么法”的问题带到宪法层面。
林武灿指出，联邦法院于2024年2月9日以8比1的多数裁决，宣布《2019年吉兰丹伊斯兰刑事法典（I）法令》18项受挑战条文中的16项无效，法院认定吉兰丹州立法机关在这些事项上没有宪法赋予的立法权。
他强调，此裁决的核心并非评断伊斯兰教法本身的有效性，亦非否定伊斯兰法庭的法定地位，而是厘清在联邦宪法框架下，国会与州立法议会之间的立法权限，应如何划分的问题。
换句话说，聂伊琳案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不是“伊斯兰法可不可以存在”，而是：州立法机关有没有权力制定这一项法律？
不过，2007年的“丽娜乔案”则呈现出另一层面的管辖权问题。
丽娜乔主张自己已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并要求国民登记局从身分证上删除“伊斯兰教”字样；但国民登记局要求她必须先取得伊斯兰法庭发出的“脱离伊斯兰教证明书”，才接受更改申请。
案件最终上诉至联邦法院。法院于2007年以2比1的多数裁决驳回其上诉。多数意见认为，涉及穆斯林宗教身分及脱教认证的问题，属于伊斯兰法庭的专属管辖权。
林武灿认为，从英迪拉甘地案、聂伊琳案到丽娜乔案，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宗教法律争议的共同核心：这并非单纯在于争论“哪一套法律位阶较高”，而是必须先厘清宪法究竟把这项管辖权交给了谁。
换句话说，争议焦点是：“谁有权立法、谁有权裁决？”而不是：“谁的信仰才是正确？”
林武灿也谈到君主制度与法治的关系。
他指出，马来统治者在伊斯兰事务及马来习俗方面具有宪法所赋予的重要角色，但马来西亚是法治国家，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不能脱离宪法及法律。
“大马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他说，统治者本身并无以个人意志直接制定国家法律的权力；无论联邦政府、州政府、司法机关或统治者，都有其宪法规定的权限与界线。
他并以敦马哈迪担任首相时推动的《1993年联邦宪法修正案》为例指出，马来统治者的法律豁免权曾历经制度性调整，这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的法治原则。
他阐述，自该项宪法修正法令通过后，统治者在“私人身份”下的法律责任与司法审判程序皆被重新规范；一旦涉及特定刑事或民事诉讼，均须依据宪法条文，交由专设的“特别法庭”审理。
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现代宪政制度的重要精神。
林武灿认为，这也是理解马来西亚世俗主义不能忽略的一点：世俗主义并不是要把宗教从国家中消除，而是要确保不同制度及权力，都在宪法框架内运作。
他指出，1957年独立时所建立的宪政架构，正是马来西亚处理宗教、王权、州权及公民权利的重要基础。
“不要小看独立时的那一纸宪法。”
他说，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简单把马来西亚贴上“世俗国”或“伊斯兰国”的标签，而是理解这个国家如何在多元社会中，透过宪法及法治处理不同信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而这套制度并不只存在于法庭与法律条文中，也渗透在学校祈祷室、职场、婚姻、饮食、服饰、公共服务，甚至伊斯兰金融等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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