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3日讯）华研智库政策报告指出，尽管大马在全球粮食安全指数（GFSI）中表现尚属稳健，但关键粮食作物自给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凸显粮食供给结构潜藏风险。
华研智库发布的《外部环境冲击对马来西亚粮食安全的影响》政策报告指出，从供给结构来看，大马对稻米、蔬菜、牛肉等关键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如动物饲料），形成了高度的进口依赖，这使国内粮食供给与价格稳定性，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汇率变动以及全球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马六甲海峡、南海与台海局势的任何重大变化，皆可能通过航运中断、贸易成本上升或市场预期波动等渠道，对马来西亚粮食供应安全构成潜在冲击。”
报告指出，大马是典型的粮食净进口国，近年来粮食贸易逆差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以2022年为例，全国食品进口总额高达756亿令吉，清楚反映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在整体供给结构中，对外依赖并非分散于个别品项，而是集中体现在多项关键粮食与农业生产资料上，使国家粮食体系在外部环境波动下显得尤为脆弱。”
稻米、蔬菜、牛肉进口依赖成粮食安全隐患
报告解释，进口依赖程度在稻米上更具代表性，我国目前的稻米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于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少数国家，使国内市场对国际米价波动及出口国政策变化极为敏感。
“根据国家统计局（DOSM）数据，2023年稻米自给率约为56.2%，意味着接近四成的国内消费需仰赖进口。2023年印度实施稻米出口限制后，区域米价随之攀升，同年9月国家稻米公司（BERNAS）将进口白米价格上调约36%，即是此种外部冲击迅速传导致国内市场的直接体现。”
报告指出，蔬菜与水果同样构成我国粮食安全中的重要薄弱环节，因为受限于气候条件与土地用途结构，多种温带蔬菜如洋葱、大蒜及马铃薯，以及非热带水果，长期依赖进口补充。
“2022年，蔬菜整体自给率仅为44.7%，部分品类如辣椒、圆白菜、姜及洋葱的进口依赖程度更为突出。其中，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蔬菜来源国。相较之下，水果整体自给率虽达到78.1%，但苹果、橙子及梨等主要消费品类仍高度依赖海外供应。”
报告补充，在动物性蛋白方面，我国对外依赖程度更为显著。
“2023年牛肉与羊肉的自给率分别仅为15.9%与10.6%，超过八成的国内需求需通过进口满足，主要来源国包括印度、澳洲及纽西兰。高度依赖进口不仅使肉类价格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也限制了国内在外部突发冲击下的调节空间。”
报告也提到，动物饲料也构成我国粮食安全中“隐形却关键”的依赖环节。
“尽管鸡肉与鸡蛋的自给率在2020年分别达到94.1%与114.9%，在表面上已接近甚至超过自给水平，但支撑庞大家禽产业运作的饲料原料，主要为玉米，几乎100%依赖进口，来源集中于阿根廷、巴西与美国。一旦国际饲料价格上涨或供应链受阻，相关成本将迅速传导至本地鸡肉与鸡蛋市场，成为推动食品通胀的重要触发因素。”
报告还点出，《2030年国家粮食安全蓝图》指出，我国超过 90% 的蔬菜和水果种子依赖进口，使相关产业高度暴露于全球供应链中断与外部冲击之下。
“我国蔬菜、水果及稻米等作物在种子供应方面，长期面临质量不稳定与可靠性不足的问题，已对农业生产力形成实质性制约。即便是经认证的种子，农民仍频繁遭遇发芽率偏低的情况，不仅压低单位面积产量，也因反复补种而推高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认证种子价格偏高，小农户负担尤为沉重。再加上本地种子研发投入不足、公私合作机制未能有效发挥，耐气候、抗病虫新品种的培育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农民更依赖被视为质量与表现更具优势的进口种子。”
地缘政治与汇率波动风险高
报告提醒，在粮食供给对外高度依赖的结构下，我国粮食安全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与被动特征。
“作为粮食净进口国，我国的大部分粮食与农产品进口以美元等外币计价，令吉一旦走弱，进口成本便会迅速上升，并几乎不经缓冲地反映在国内价格之上。”
“过年几年由于令吉汇率走底引发的成本上升，形成了典型的‘输入性通胀’效应，已成为近年来马来西亚食品通胀持续高企的重要推手。食品价格上涨不仅侵蚀整体消费能力，也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更为明显的冲击，进一步加重生活成本并放大社会不平等问题。”
报告补充，气候及地缘政治的因素，也对粮食供应链叠加风险。
“第一层风险来自生产地。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已对主要粮食与蔬菜出口国的农业产量形成实质干扰。第二层风险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地缘政治冲突亦可能扰动农产品与生产资料市场，对粮食体系产生显著外溢效应。”
报告举例，大马蔬菜种植者协会联合曾于2024年12月指出，若季风季节持续强降雨，本地蔬菜价格将进一步承压。其背后原因在于，包括泰国、越南及印尼在内的区域主要供应国均发生洪灾，加上寒潮对收成的影响，导致区域供应趋紧。
“俄乌战争即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启示意义的案例：尽管冲突发生在地理距离遥远的区域，但其对全球谷物与化肥供应的扰乱，显著推高了国际饲料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而抬升马来西亚的农业生产成本，成为近年来国内食品通胀的重要外部触发因素之一。”
报告提到，进口结构本身的集中化特征也带来第三层风险。
“根据农业及粮食安全部《2030年国家粮食安全蓝图》草案，中国已成为我国温带水果及甘蓝类蔬菜（如高丽菜、西兰花）的最大来源国。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茎块茎进口总额约63亿令吉。其中，自中国进口约41亿5000万令吉，占 65.8%；自印度进口约5亿4000万令吉，占 8.6%；自泰国进口约3亿6000万令吉，占 5.7%。整体显示我国蔬菜进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供应国。”
“这种高度集中的结构，使我国粮食供应对单一国家的气候变化、内需调整或出口政策调整的风险高度暴露，一旦相关供应出现中断或成本上升，其冲击难以在短期内通过替代来源有效缓解，进而构成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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