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副秘书长刘镇东认为,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有宛如我国第二任首相已故敦拉萨的机遇,此“机遇”就是这段时期恰逢国内外“重新洗牌”,无论是国民认同感及经济上的重新洗牌,或是国际关系重新洗牌,大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发挥力量来影响东南亚及其他国家。
刘镇东说,如果安华可以完成团结政府的共同建国的话,很大程度可成为马来西亚的“二次国父”。
他说,安华要完成这个使命,首先要让人民相信这个国家是有前途、有未来的。
“政府、首相及人民要看到这个国家会是越来越好,无论是生活素质、经济上、区域及国际影响力都向上提升,人民的生活更好,这些共同点可以慢慢形成一个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
他认为,安华要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挑战就是,如何结合所有人的力量赢得选举、维持政府的这一套,再扩大至经济政策,以确保小市民的生活更好,提高我国的技术、国民工资及出口贸易额,再加上文化影响力,全部串起来,以完成国民对整个国家的感受不一样,这并非易事。
刘镇东在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也提到,印尼就是一个例子,在印尼前总统佐科领导时,印尼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相信国家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而我国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挑战。
他说,我国如今有一点像70年代,当时历经513、经济风暴,当时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这是因当时面对二战的战后婴儿潮(Baby Boomers),这些婴儿长大成年后,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当时政经分离,政府不介入经济,政治及经济都出现了危机。
他补充,在国际上,英国在1967年宣布1971年开始撤离苏伊士运河的所有军事布局,当时又有越战及各种全球的政治挑战,而我国在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时期,是比较倾靠英国,也相对亲美,但到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时代则调整了一些大方向,包括经济、政治及外交上的调整。
其中,刘镇东点出,在国内政治上,敦拉萨成立了一个扩大的联合政府,除了联盟之外,再把民政党、伊党及东马多党结合,成立了国阵,这进一步巩固巫统的主导地位,其他政党的话语权变小,但执政集团纳入很多小党。
他提到,真正冲击到敦拉萨模式的政权(即国阵)是在1998年,即安华被革职,很多马来中产阶级不认同,但国阵在2018年才倒台,因此国阵模式是从1970年走到2018年,一共为48年。
刘镇东说,现在回头来想,某个程度上,大马在2018年结束了一个经历了很久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权走到90年代时,时任首相敦马哈迪谈马来西亚民族、谈2020年宏愿、 1992年大马重夺汤杯时举国欢腾的集体回忆,对非马来人说,这个国家相对是可以接受的,而整个政府的论述,从提倡2020年宏愿开始,至少有10多年,一直到时任巫青团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在2005年大会举剑,大马曾有10多年里是多元种族、相对包容的。
“这个(敦拉萨)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其建立的底盘是一直可以走48年,直到被他的儿子(纳吉)败掉,整个是一代人的事情来的。”
他补充,在经济上,对非马来人来说,敦拉萨时代是对非马来人是不利。因为,主要都在谈马来人;但马来人推崇敦拉萨是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是,(敦拉萨儿子拿督斯里)纳吉当首相也有一部分是靠父荫的。”
他说,敦拉萨从1970年当首相一直到纳吉到2018年倒台,当中,此“父荫”是可以跑50年,这是有原因的,因政府在70年代介入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给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马来人。
“在70年代至80年代左右,是许多马来人“富起来”的年代。很多马来人当时从乡村走出来变城市人,从城市人转为中产阶级,因此有一大半的马来人对敦拉萨是感恩的,因那一代很多人有工作、房、有车,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人生梦想。”
此外,他也谈到,敦拉萨另一个是在外交上。从比较亲西方转移到“不结盟”运动。
刘镇东说,敦拉萨时代,促成马中建交是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美国总统访华后,奠定的世界50年的格局。
他补充,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上台后,委任基辛格当国家安全顾问,当时面对的情况就是1948年二战后,世界格局是西方国家对抗共产国家,而中国与苏联在60年代的关系并不好,而尼克松的想法就是只有拆散中国与苏联,就能享有一代人的和平,因拆散之后,苏联就没有那么多筹码,但基于美国国内很多人盲目反共,于是尼克松很小心去推,最后是1971年7月,基辛格先访华,来到了1972年则是尼克松访华,奠定了50年的世界格局。
“当时有这么一说,尼克松在北京的一个星期,奠定了世界50年的格局。”
他补充,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首相在1972年访华,最后达成中日建交,而敦拉萨看到机会,所以在1974年完成了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建交,这某个程度上是国内的局势与国际的局势刚好有对接到,然后敦拉萨有领袖的格局,做重大的决定,因此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第一个非共的国家与中国建立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