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清莲到玛丽亚陈（上）

“在1974年9月打昔乌达拉（Tasik Utara）非法木屋区被政府强拆事件，及1974年从11月持续至12月的华玲农民反饥饿大示威中，大学生仍无惧地走出校园声援被压迫的人民。随后，在吉隆坡市中心集会声援华玲农民的1128名学生却遭警方逮捕。同年12月8日，政府滥用《1960年内安法令》进入马大校园展开大逮捕，以致许多大学生深陷牢狱，有的学生则逃亡到国外，如希山姆丁莱益斯（Hishamuddin Rais）和后来成为玛丽丈夫的尤努斯阿里（Yunus Lebai Ali）。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玛丽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投身学生运动的大浪潮。”

陈清莲生于锡矿家族，祖父母辈来自中国，在金宝拥有一个锡矿场，万贯家财足以供所有子孙出国留学。在英殖民时期，有钱人普遍崇尚英国教育，送孩子到教会学校，随之送孩子到留学英国，陈清莲的父母亲正是在留学英国时相识、交往，并在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一年在伦敦生下了她。当时英国保姆给她取了个英文名“玛丽”（Mary），从此她的家人朋友都直呼她“玛丽”，从来没人唤她中文名。

她生在政局变幻的时期，幼年总是在迁徙。在英国诞生一年后，她随父母回到正值政权交接时期的马来亚，一家人因父亲的工作而定居在新加坡。她父亲当上了公务员，在公共工程局（JKR）任职。在马新于1965年分家前，公务员可选择留在新加坡或回到半岛工作，他选择了后者。于是，在1964年，他们举家迁回半岛。这一趟回来，“马来亚”已成历史，他们回到了刚于1963年成立的新国家“马来西亚”。

“在我的印象中，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地搬迁。我们从八打灵再也搬到巴生、芙蓉、怡保，然后回来吉隆坡。就是转了一个大圈。在JKR工作时，我父亲常被调派到不同的地方，直到他自已出来开了一间建筑公司后，我们的生活才开始比较安定下来。那时候我们在怡保待过一阵子后就决定搬回来吉隆坡。”她回忆道。

她的父亲是客家人，母亲则是广东人，她在家除了说英语，亦说客家话和广东话。“陈清莲”是祖母给她取的名字，“莲”字是按族谱而定。陈家在金宝的祖屋是一间大屋，玛丽上学时，大部分的学校假期都在这间大屋里渡过。那时她的母亲是一名美发师，父亲亦忙于工作，每逢学校假期她就会被送回金宝的祖屋，与祖父母及一班同样被父母送回来渡假的堂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平日，孩子们总会跟随祖父去锡矿场；每到周末，他们都会提着凳子，一路走到金宝大街，买票入场看客家大戏。

她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华人家庭。即使是一起吃饭，也是男女分开的。在佳节期间吃饭，也要论辈份而坐。吃团年饭时，我们会有5、6桌的人。那时候我们在金宝的祖屋比较大。可以容下所有人。现在这间老家已经卖了，变成一间修车厂。”陈家男尊女卑的思想直接显现在餐桌上，较美味的食物都会保留给男性子嗣，在教育上，男子孙亦享有优先权，只是锡矿场给陈家带来了丰厚的财富，足以让整代人包括女性子嗣出国求学。家族对待男女的偏差，在玛丽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随后在她赴英国留学时萌芽。

民主初体验

虽说祖父母的思想传统，但却兼有实业家的实务。她说，在英殖民时期，英校是很多人的首选，她的祖父母都非常务实，认定孩子应该要懂英文，因此送了她的父亲去教会学校，毕业后赴英留学，虽然她的父亲的数个兄弟都受中文教育，但皆有机会出国留学。在不断迁徙的成长岁月中，唯一不变的是她念的都是教会学校，其中包括芙蓉、巴生的教会学校，以及八打灵再也的亚松大（Assunta）学校，英语是主要的教学用语，马来语次之。

这些在英殖民时期创办的教会学校给了她民主的启蒙，她道：“老实说，教会学校对我们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很高，尤其是在亚松大学校。当时学校在恩达修女（Sister Enda Ryan）的领导下，很多办校理念都反映出民主的精神，例如学校的学长和班长都不是由老师委任。我们会举办总学长及学长竞选，所有学生都有投票权。当时全校都投入竞选运动，当然我没有参加竞选，我其实并不是什么杰出的学生。”

她的整个童年没什么娱乐，直到念一年级时才有戏院，念六年级时黑白电视机才闯进她的世界，因此小时候书本是她的良伴。在她那个年代，电视上播的都是卓别林默片、印度、中文、马来文电影，英文电影很少。“对于马来文化的认识，P.Ramlee其实影响我很多，如那些他写的歌曲。此外，还有电影院的中文邵氏电影。”

1974年，完成了马来西亚教育文凭（Malays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MCE）考试后，她就赴英国深造。她先在剑桥完成O水平考试，接着就到伦敦大学念经济学士文凭，毕业后转攻城市规划硕士文凭。1977年，她从剑桥去到伦敦时，越南战争刚刚结束，反战的气氛依然浓厚，当时南非尚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而菲律宾仍由恶名昭彰的马可斯独裁统治，世界掀起一阵反战、反种族隔离和反贪腐的风潮。

在她念兹在兹的马来西亚，自1969年513事件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无法解决贫穷问题，人民的困境催化了左派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致政府在1971年制定《大专法令》钳制学生的言论及结社自由，压制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尽管如此，在1974年9月打昔乌达拉（Tasik Utara）非法木屋区被政府强拆事件，及1974年从11月持续至12月的华玲农民反饥饿大示威中，大学生仍无惧地走出校园声援被压迫的人民。

随后，在吉隆坡市中心集会声援华玲农民的1128名学生却遭警方逮捕。同年12月8日，政府滥用《1960年内安法令》进入马大校园展开大逮捕，以致许多大学生深陷牢狱，有的学生则逃亡到国外，如希山姆丁莱益斯（Hishamuddin Rais）和后来成为玛丽丈夫的尤努斯阿里（Yunus Lebai Ali）。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之下，玛丽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投身学生运动的大浪潮。

玛丽亚陈与其生命中的灵魂伴侣尤努斯，两人当时在伦敦仍是朋友，直至回国后才开始熟路交往，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灵魂伴侣。

感受大时代

玛丽当时主要是活跃于留学英国及爱尔兰马新学生联合会（Federation of United Kingdom and Eire Malaysian and Singapore Students' Organizations，FUEMSSO）。在她的大学里，学生们亦成立了马新学生组织，经常举办各式论坛，题目多样从体育到政治都有。当时伊朗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兴起，在伦敦的马来穆斯林学生活跃于宣教运动（Dakwah movement），参与者大都是领政府奖学金去英国求学的穆斯林学生。据玛丽叙述，推动宣教运动的组织是伊斯兰改革理事会（Islamic Revolutional Council，IRC）以及从中分裂出来的Suara。虽然意识形态有别，但Fuemsso和IRC及Suara这三个组织皆非常关注马来西亚的时局，因此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看法。

“就是从这些活动，我开始慢慢地醒觉。我们和宣教运动的学生一起办过论坛，互相交换意见，其中一些参与者还在（这个圈子)，如祖基菲里阿末（Dr.Dzulkefly Ahmad）、卡立沙末（Khalid Samad）和赛卡玛鲁丁（Said Kamaruddin）。这些都是我们同期（70–80年代）的人物。那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却可以一起合作。想法的转变，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个时代在伦敦的马来西亚学生非常具有国际观，热切关注世界各地的人权、贪腐等议题。当时马可斯贪污渎职，与夫人艾美黛过着穷奢其侈的生活，并涉及未经审讯禁锢、谋杀等恶行，大马学生极之关注菲律宾的时局，而且还与其他东南亚学生成立了一个人权组织，声援菲律宾人民的反贪腐斗争。提到这里，她说：“这和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很相似，他们有艾美黛和马可斯，我们有罗斯玛和纳吉。”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各种不同的运动。当时的伦敦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游行抗议。有南非种族隔离运动、巴勒斯坦课题、反马可斯运动等。我们大都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集合。此外我也有参与一些当地的游行，如抗议外国学生学费起价、劳工权利（工作环境、薪酬）。在伦敦，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可以接触到很多全球或在地的不同课题。”

大约在1978/79年，她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的年度代表研讨会（Annual Delegate Conference）上首次遇见尤努斯阿里。逃离大马后，尤努斯曾经流亡香港、澳洲，后来加入了当时由阿拉法（Yaser Arafat）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参与巴勒斯坦战争长达三年。过后他流亡到英国，并在伦敦东北职专学院修读社会学。在该研讨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验，让马新学生能具体了解巴勒斯坦的时局。他的分享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两人在伦敦只是维持朋友关系，直到回国之后他们才开始熟络、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