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或许沙里占佐汉不是很多人熟悉的律师。他经常处理一些备受关注的人权案子，不时针对宪法、民主和人权等课题发表意见。
他（32岁）的形象开明、中庸、经常点评时事、批评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积极推动社会运动。他的父亲是首要媒体集团主席丹斯里佐汉嘉化，因此沙里占的立场往往有别与父亲代表的主流媒体。
沙里占接受《东方日报》专访，畅谈宪法与人权、公民社会；提及他与父亲的关系时表示，对父亲因他参与社运而受攻击感愧疚和压力。
【资料档】
出生：雪兰莪
学历：毕业于英国卡迪夫大学法律系
职业：律师（2006年进入RamRais律师所，如今为该律师所合伙人）
2009年受委为大马律师公会宪法小组副主席、2011年为小组主席至今、2013年起任全国年轻律师委员会主席，在英文和马来文报章设有专栏
【问答录】
问：你从小的志愿是当医生，为何后来却成为律师？
答：我从小的志向是当医生，而且这个志向在我念书时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在学校就拿理科。可是，我意识到我不是成为医生的材料，我的理科和数学考得非常差。所以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之后，知道自己不可能当上医生，当时我的父母则建议我念法律。法律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东西，我也觉得不错，后来我念A Level就拿法律。尔后发现我对法律很有热忱。
问：你处理过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那些是你印象深刻的？
答：乌玛（学生领袖）的案件相当难忘，这关乎到学生的案件。若罪成入狱，他的学业将受冲击，我们要确保他的学习不受影响。当你接受这种备受关注的案件，而且关系到学生，压力也会增加。我们要确保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虽然最终乌玛被判有罪，但至少他没有入狱，也完成了他的学业。
另外一宗是一名在籍中学生被指偷车，他在《紧急法令》下被捕。他当时被限制居留，并却远离他的父母。我们上诉，因为他当时还在念中学，希望他可以留在父母身边，并且继续念书。虽然他后来还是被限制居留，但至少在其父母身边，并继续完成学业。
问：你所接的案子很多都关系到人权。这些案子对你最大的吸引是什么？
答：我对宪法权利、人权感兴趣。我相信每一位大马人都应该了解宪法以及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而这些案子虽然与人权与公共利益有关，但吸引我的是当中所涉及的宪法课题，是否在挑战特定的宪法规范。
身为律师，当有人来找我们，我们理应不能拒绝；所以，虽然我对这些案子感兴趣，也要有人来找我。这是双向的，只是我很幸运，碰到了这些我感兴趣的案件。
应正视“信心赤字”危机
问：一些人对我国的司法体系缺乏信心，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答：我想不只是司法体系遇到所谓的“信心赤字”问题。其实是国家体制的问题，不只是司法，譬如警队、其他的国家机构、国会等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司法的问题，更不用说人们对政府缺乏信任。
确实很多人已经对司法体制失去信心。作为律师，我必须对司法体系有信心，不然我也不会继续做这行。
公众的印象，不管是对还是错，认为我们的司法系统不独立，或者说比较倾向当权者。我想这情况已经发生很多年了，一些案件的判决在公众眼中，似乎并没有根据法律基础或宪法做判决，而是有其他的考量。无论这是对是错，但公众的印象确实如此。
司法界本身要正视这个问题，虽然法庭不应该理会（这些感观），因为他们不应该根据人们的感觉来做判决。作为社会共同体，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为何公众对司法失去信心。如果我们确认了因素，或许我们可以做出改变。
问：有人曾批评，政治人物随意把政治事务带上法庭，由法庭审理政治纠纷，导致司法体系看起来不中立。
答：如果是纯政治事件，法庭会主动排除不处理。但带得上法庭，一定是有某些相关法律的争议需要法庭厘清和审理。如政治人物相互起诉诽谤，就有法律的因素在里面，以判断是否诽谤；譬如说要决定谁是（霹雳）州务大臣，这些无法通过政治管道解决，所以才会上法庭。我认为，法庭必须扮演其角色。
回顾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除了涉及政治，也关系到基本人权或宪法所赋予的人权自由，譬如跨性人的课题，那并非政治课题，而是个人被政府机构歧视的人权课题。法庭应该审理这些案件，法庭必须针对一些违反人权的案件作出合理的裁决。
问：为何你对宪法特别感兴趣？
答：我一直对政治感兴趣。1998年的烈火莫熄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不管我们是否支持，但至少我们都关心。我也对政府政策与政治感兴趣，所有后来念A Levels，选修公共政策相关的科目，或许因为我对政治有热情，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我也不是只做宪法相关的案子，也要接其他案子，也要接一些“面包与牛油”（生计）的案子，只是有时候也要做一些公共利益的案件。
问：现在一些大马人移民成了一个让人担忧的趋势。
答：确实是让人担心，但其实，在我认识的同辈的在英国念法律的同学中，只有少数几个人选择移民，而大多数都选择回国服务。我看到的现在的年轻法律系学生也是如此，很多选择回到马来西亚。
这其实是世代的问题，可能70或80年代的人，他们或许会想要移民；但你看回更年轻的一群，他们其实很乐观，想要做些什么，虽然知道过程不容易。
人们或许有很多理由离开这个国家的理由，但看看上届大选，很多国外的人都回来投票。这显示人们看到了这个国家新的希望。
提升年轻律师水平
问：你是全国年轻律师委员会（NYLC）主席，你们的主要计划与活动是什么？
答：NYLC是大马律师公会旗下一个委员会。我们所做的活动或计划都是配合律师公会，关心的范围还蛮广的。主要关乎年轻律师（一般视为执业少于7年的律师），提供年轻律师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彼此互相认识，关注他们的福利，也在律师公会中代表年轻律师的看法。我们做很多培训、工作营以加强年轻律师的能力与知识。
我们也关心公共议题，譬如我们推动废除煽动法运动，以及串联一些组织等。另外，律师公会正进行巡演以向民众解释刚通过的两项法令，即反恐法令与煽动法令修正案，我们参与其中，我也代表NYLC发言。
问：有人批评当下的年轻律师水准不达标，你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笼统说法。有好律师也有坏律师，就好像有好的资深律师与不好的资深律师。这是印象问题，年轻律师的表现或许没有达到预期。但那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年轻，还在学习。
如果你说全部年轻律师都是如此，我不同意；但我同意整体上，律师的水平下降，无论是年轻律师或资深律师。
律师公会也在推广持续性的专业成长，要求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不断进修与跟进法律的发展。其他的专业领域都会强制会员出席特定的讲座或工作营，但我们没有。律师公会正推动强制性要律师这么做，而大部分的年轻律师都支持这个做法，其实很多年轻律师都想要学习，只是他们有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
308造就社运萌芽开花
问：你如何看待大马的公民社会？
答：2008的308大选是重要事件，不仅否决国阵2/3优势和5州落入在野党，人民开始意识到“我有这样的民主权利”，“我的选票是有作用的”。之前他们可能认为，投票与否都没关系，反正无法换政府；但现在情况不同，选票可以发挥作用。
他们现在会问：我有这样的权利，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权利呢？自从308之后，人民在探寻他们在宪法保障下还有什么权利，而这也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
308之前，参与社运者都是中坚分子，示威时可能只有几百个人参与，或许大规模示威的出席者是党员。308之后，一般人如你和我，普通上班族开始参与社会，现在你遇到的年轻人很多都主动参与非政府组织，不管是不是与政治有关，至少都是主动参与一些可以贡献的组织。
当然，社会运动的发展也与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平台可以发声有关，通过推特，面子书，让人们的意见更容易被传达出去。
问：社交媒体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吗？
答：它提供一个平台让人们表达自己，让人们的意见轻易被聆听。这是资讯传达民主化的过程，从网络兴起开始，早前有部落格开始，但部落格不一样，你必须把想法用文字很好的整理出来；但推特的140个字，很容易就让你的声音传达出去。而这都促成了当前的局势，人们更踊跃发声，促使他们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
问：政府显然不喜欢这样的发展。
答：没有一个政府会喜欢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就算是发达国家如果英国也一样。差别就在于，他们（不同国家的政府）如何回应。如果这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若政府有信心、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就算公民社会很活跃，他们也有办法应对。
譬如说谈到选举改革，一个强大的政府可能会说：我不同意你的一些看法，但我们可以吸纳一些其他的意见；但如果遇到一个内部都出现信心问题的政府，他们采取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就是打压，阻止人们提出意见。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为何这么做，因为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否定虽然这个政府获得了多数议席，但是总票数超过一半的选民不支持他们，无法创造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政府，所以采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处理公民社会的声音。
父亲受攻击令我倍感压力
问：你父亲是首要媒体集团主席，该集团被视为亲当权者。你父亲支持你所做的工作吗？
答：父亲是抚养我长大，他打造一个开明的环境，鼓励我要有批判性思考。或许我对政府比较批判，我是他教导的。
我从小跟父母一起住，除了在英国念书和结婚之后才搬出；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跟父母一起住，他们启蒙了我，我现在做的这些其实并不奇怪的。
我很崇拜、很尊重他。我想，虽然我们所走的路有点不同，但原则是一样的。他灌输了我他身上所有的原则，没有所谓支持不支持我所做的事情。某些事情他同意，也有一些他不同意，但这也是成年人之间必然存在的。父亲视我为一名成年人，我所做的事情，也应该被视为是“我做的”，与他无关。
我明白在大马有一种倾向，你会被视为某人的孩子，这是不健康；对孩子与父母完全不公平的。你的所作所为不应该牵扯到父母。
问：你父亲从来不曾给你压力？
答：没有。其实，当他因为我受到攻击时，我才会感到压力；这压力并非来自他。尤其是我参与的废除《煽动法令》，很多攻击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我的家人，我的父亲。我非常受挫又生气的。这些人不是因为我所说的攻击我，而是攻击我的家人。
对父亲的攻击是很公开的，在推特和面子书，这种压力是很直接的。这其实是很糟糕的，尤其是在废除煽动法令期间，对父亲的攻击是每天都在进行的。
除此之外，他没有给我压力，哪怕有时候他不同意我所做的，他会说出来，仅此而已，也没有给我压力，或者要我停止做什么。
问：这些攻击是来自个人或是有组织的网络军团？
答：这种攻击都是来自个人，而且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来说，废除煽动法就等于废除马来人特权、是在攻击伊斯兰教、攻击马来人特权。这令人担忧，因为很多人都接受这种讲法。
就好像刘蝶广场事件，真的有人相信“华人要出来对付马来人”，所以才会在（事发）当晚号召这么多人。当然过程中也有政治人物在挑衅，但不能否认的真的有很多人接受这个想法。
这也是我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我们平常看不到这些人。当你压制各种讨论，我们不会这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直至有事情突然发生，这些人突然就出现。但如果你有自由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公开表达他们对其他族群的看法，而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人做出回应，不管是吸纳或反驳他们。这也是我一直推动要求更大的自由度。
事实上，单单是种族主义是不会对个人造成伤害的，但在于一个更大的情境看来，譬如对国家的建设等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问题，但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问题所在才能去克服它。
我们看到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剥开表皮，你会看到其实很多人是很种族主义的。
通过刘蝶广场骚乱事件，我们就看见了，不只是当天出现的人，也包括在社交媒体出现的种族主义言论。我们要克服它，要表达出来，要反驳：不管你是马来人还是华人，当你被打流血，每个人都流红色血，但有些人就是看不到这点。
问：马来社会本身也是很多元的，这多元是怎么区分的？
答：年轻的马来社群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而这也是当中美丽的地方。马来社群，尤其是年轻的马来社群是如此的多元，我是真的觉得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可以自称代表马来人。在独立之前或独立后一段时间内也许可以，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马来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相近的。
但如果现在你说你代表马来人，是哪一群的马来人？右派，还是左派，还是主张社会主义的马来人？任何人说他代表马来人，那是错的，马来社会这么多元。
马来社群内部的隔阂也越来越大，你有非常非常富有的马来人，然后有中产阶级马来人，再来到最底下层的贫穷一群，而社会的流动性也将进一步扩大鸿沟。有些人，父辈可能是乡下的割胶工人，孩子后来到城里接受教育，毕业后在政府官联公司工作。这个的改变是巨大，而且会越来越大。
当你还有新经济政策时，而能够过上比较好生活的人，就能够获益，学生也不在意是否可以获得优等，因为学业优等与否都可拿到奖学金，所以这个隔阂会越来越大。
我们有需要重新检讨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在70年代落实是好的，因为当时大部分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都是比较低的，我们修正这种不平衡。但现在，有另外一个不平等，是来自内部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个问题，这个隔阂会越来越大，最后会爆炸炸的是贫穷的马来社群。
问：你有考虑从政吗？
答：没有。目前，我很享受我所做的事。确实有来自政党的邀请，但在这个时候，我只想专注做我的律师事业。我有这样的平台可以不受政党限制说我想说的话，我很珍惜我这样的自由。
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声音，不仅是政治人物的声音。我现在可以批评政党，但如果我加入政党，我可能就不能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