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根据他的个人经验，面对涉及死刑罪案调查的嫌犯及家属，在案件调查阶段就面对很大的压力，而他们往往会面对有特定人士，会趁机剥削嫌犯及其家属，向他们索取巨额现款。
他举例，前来向他求助的嫌犯及家人，会提及有人主动接触他们，说只要肯给一定数目的金钱，就能修改为更低刑罚的控状，例如将贩毒修改为拥毒。
他认为，嫌犯及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说是没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为了逃过死刑而愿意妥协。
阿米尔继指，这也令嫌犯及家属陷入两难，倘若在缴付款额后并未被取消或修改控状，他们不能上法庭讨回公道，也不可能主动到反贪委会投报，因行贿也是一种罪行。
嫌犯或被屈打成招
他也说，为面临死刑控状的嫌犯辩护，律师也可能遭遇相关执法单位以不合法方式收集证据、嫌犯可能被屈打成招以及伪造证据或嫁祸等问题。
阿米尔今天在律师公会的“马来西亚的死刑”论坛上，分享本身在案件调查、审讯以及定罪后所面对的问题。
他透露，本身所处理的案件，包括谋杀、贩毒及绑架案，其中，被判处死刑的罪案，以贩毒居多。
他强调，强制死刑导致法官不能行使斟酌权，在裁决嫌犯罪名成立后，依据案件的严重程度来判处刑罚。
他也说，根据刑事法典，在贩毒案的举证上，只要证明相关的毒品是由被告所保管控制，就可推定被告知道所保管控制之物就是毒品，令辩方在辩护时，不能仅以疑点利益来推翻控状，而是必须反驳控方的相关推断。
阿米尔认为，控方也不应以无比让被告定罪的心态来检控，而应该只是向法庭提呈证据，再让法庭来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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