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球债务冲上348兆美元（1375兆令吉）的新高，超过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300％，其中主权国家的占比约100兆美元（395兆令吉），非金融企业也占了约100兆美元，而家庭债务则占约64兆美元（252兆令吉）及其他。
从趋势来看，主权国家的公债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发达国家。今天发达国家的公债均占到GDP的约100％。在利率超低时期，如2010年代，公债居高不下，由于利率偏低，甚至低至零利率，这使得公债负担压力大幅减榜。
毕竟，债务的主要负担是利率，只要利率超低，政府便可以低成本举债；只是当利率超高后，政府的还债压力便日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如何还债便成了大问题？若一旦毁约还不起公债，就可能引起恐慌，后果便不堪设想。
一般来说，要解决公债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法：一是，举新债还旧债。这是各国常用手段，也是公债节节上升的主因。说起来，这是以毒攻毒，特别是当一国人口老化时，更是危险。主因在于，当人口老化后，会出现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现象，即用更小的生产性人口来养更多的老龄人口。长此以往，当然是难以持续。
易言之，治本之道在于开源节流，开源者是指加征税收如公司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只是一般来说，人民是愿意拿而不愿意付出，对加征持反感，这就使得政治人物不敢轻易加税，如大马在2015年出台消费税，结果是导致纳吉政权失权下台，甚至落得入狱。
显见，加税虽是正道，却是说易行难。在经济学上看，加税是治本之道，可在政治上却难行。至于节流，也是说易行难。毕竟，花钱有个易放难收的特征。以福利为例，政治人物要讨好选民或人民，总是爱出台惠民政策，派发金钱或各类福利，如生活援助金。
可派钱若目的在于讨好人民与刺激短暂的消费，虽可收效一时，长期来说也是难以为继。毕竟，钱从哪里来？
若借新债还旧债是个恶性循环，加税与减开支、减福利也是吃力不讨好，那还有什么方法可行？一个方法是走超低利率政策，如日本，便是长期走超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这个方法的确使日本政府可长期举债，可其可能后果是，它可能导致本国资金外流或外逃，如过去20多年来便有大量日本资金为了赚利差（利率套利）而往外跑，使日本成了国际廉价日元的提供国，不少资金流入美国股市与债市刺激了美国经济，而日本本国则经历了失落的30年。
此外，由于日本是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如能源与粮食。长期的低利率导致日元价格跌跌不休，从而引发了进口型通货膨胀，搞到民怨沸腾。为了要抑制通胀就不得不出台高利率政策（如欧美各国做法），可提高利率又会加重政府还债负担。
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便面对公债收益率走高的困境。当还债利率达4-5％或更高时，政府还债能力便会受到质疑，特别是在人口老化的国家。
高债国出路
二次战后，许多发达国均面对高公债危机；只是当时百废待兴而且生育率高，新生人口与产业重振，外加上通胀，皆有助于缓和公债压力，可如今由于人口老化及产业老旧，外加通胀已日趋升高，这就使得政府更加束手无策。在超级人口老化的国家如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等（65岁或以上人口超过20％）更是百上加斤。
那出路何在？视个别国家具体情况而定。在超级人口老化国，由于人均预期寿命高达80岁以上，养老金与医疗支出迟早得进行渐进式改革，如提高退休年龄，延后付给养老金或提高社会保障缴纳金等。尽管会受到反击，渐进式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更积极的做法是，扩大生产性投资，希望能透过快速增长创造就业增加人民与政府收入。这是经济增长对债务增长的竞赛。理论上，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快过债务增长速度，便可缩小债务在GDP的占比。问题是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来源。
易言之，这也是个借新还旧的方法；只是举新债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消费，而是把新债投资于可能带来未来回报与就业的项目上。只要有足够回报，举新债还是可为的；此外，也可大开门户引进外资，如今天许多发达国，如美英法德，都希望能招商引资，美国甚至要强制外国投资于美国。
应该说，搞生产性投资确是可能的出路；只是，这也需要各国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放宽劳动力市场，更投资友善的政策与经商主义环境或提高生产力。这些改革均需要发达国进行一场思想与文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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