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翻新法案》（简称URA）原计划在本期国会二读，却因遇上阻力而被迫展延，推迟至10月6日至12月4日的国会会议再度提呈。
国阵署理主席莫哈末哈山表明，国阵30名国会议员一致要求延后并重新检视，以便让相关单位有更多时间与利益相关者沟通。与此同时，反对党国盟党鞭达基尤丁则放话，即便以68名国会议员被冻结半年资格为代价，也要坚决挡下该法案。反对党领袖韩沙再努丁亦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呼吁沙巴和砂拉越的国会议员不要参与投票，理由是该法案只适用于西马，与东马无关。这一连串动作，凸显出该法案在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敏感性。
从立法初衷而言，URA旨在改善年久失修的住宅，提升老旧区域的居住环境与公共安全。然而，房子不仅是资产，也承载著情感与生活记忆。这正是为何中国过去频现“钉子户”现象——不少业主因对赔偿不满或不信任开发商而拒绝搬迁。
类似情况在香港1980、1990年代也曾出现。有人一旦得知旧楼将被收购重建，就抢先买入多个单位，俗称“落钉”，借机谋取高额赔偿。部分公共屋邨租户因不满迁置安排而拒绝迁出，也成为另一类“钉子户”。
在我国，国盟反对该法案的理由之一，是质疑政府背后动机，担心其为发展商铺路，甚至有人指这是“驱赶马来人、让富人尤其是华人进驻”的手段。由此可见，该法案的政治敏感度不容忽视。
因此，政府必须回答几个关键问题：如何确保弱势群体不会因都市更新而失去家园？如何避免他们在过程中蒙受隐形的经济损失？唯有在公平性与透明度上作出保障，才能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止弱势群体沦为牺牲品。
事实上，没有人会拒绝生活环境的改善。但涉及家庭安居，绝不能仅凭政府单方面意志，更不能以铁腕手段强推。中国经验告诉我们，若由开发商逐一与业主谈判，往往出现标准不一、程序拖延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关键在于，谁才是能够代表业主整体利益，与政府及发展商谈判的合法主体？这是我国必须厘清的制度性问题。
根据草案，我国拟打破现行“100%业主同意”的门槛：楼龄30年以下的建筑需80%业主同意；30年以上原本为75%，如今也调整为80%；若被认定为废弃或严重破败的建筑，同意门槛更可降至51%。
这些门槛是否过低，正是最大争议所在。一旦利益博弈展开，部分业主可能成为被迫迁离的弱势方。都市更新固然能提升市容、释放发展潜力，但发展商的逐利目标与政府的规划考量，都不应凌驾于住户的话语权之上。
城市翻新必须兼顾发展与人情。否则，美化城市的同时，或许只会制造新的社会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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