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国发动关税战会在全球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为何美国央行（联储局）的一举一动会引起全球关注？
主因在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202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29兆美元／122兆令吉，远高于第二大的中国（17兆美元／72兆令吉）。此外，美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货物出口国与最大货物出口国。近几年来，大体上货物出口额为约2兆美元／8.48兆令吉，进口额则为约3兆美元／12.71兆令吉，即有1兆美元／约4.24兆令吉的逆差，而中国、欧盟、东盟等，则是对美贸易的最大顺差国，也因此这些国家成了美国的关税最大对象国与地区。
其实，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便出现长期的贸易逆差，但却未认真加以解决，主因之一在于贸易顺差国把赚来的美元用来购买美国的公债或公司债或投资于美国（如买房地产），使美元回流美国。
此外，由于美元目前依然是全球贸易的主要交易工具与储备货币（占全球约60％），从而使美元即便超量发行也不会引发大幅贬值或国内失控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价廉物美的外国货也有助于抑制美国的通膨。这些综合因素使得美国没有认真去处理贸易逆差长期化的问题。
只是凡事多有正负两面性。本来美国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也为美国提供了颇多的高增值就业，当高增值产业长期流失到国外，便影响到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从而引发不满；甚至变激进中产阶级。这就是特朗普能当选总统的主因之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能获得至少一半美国人支持，自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
深层地看，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虽然损及了中产，特别是蓝领阶级，可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却是美国制造业空洞化的最大收益者。他们可以透过全球分工格局强化本企业的竞争力与利益，如苹果、谷歌、微软等便因此身价大涨。
进而言之，中国、东盟等国家对美顺差中，有相当部份是落入这些跨国企业的口袋，而非中国或东盟。此外，美国虽在货物贸易中出现逆差，可却在服务业贸易中长期出现顺差。其实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出口额高达1兆美元／约4.24兆令吉，这是较少人注意的。主因之一在于全球贸易中，货物贸易远大于服务业贸易（在2024年货物贸易额为约25兆美元／105兆令吉，而服务贸易额则是约7兆美元／29兆令吉）。
美国经济一个吊诡现象是，尽管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可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却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大体上可维持2％-2.5％的年均增长率（不包括异常时期，如新冠疫情时期）。其后果之一便是近10多年来，美国的GDP与人均收入不断升高，而欧盟与日本则基本上停滞不前。最终便是美国对欧盟与日本的经济规模差距日趋扩大而不是日趋缩小。
为何美国的增长率远高于欧盟与日本？原因当然是多重的，主要是欧盟与日本人口老化程度高于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有更多的研发投入与创新，而欧盟与日本则较少研发投入与创新。放眼发达国大型高科技公司中，大多是美国公司。有人甚至认为欧盟与日本是美国的数码殖民地，即欧盟与日本没有数码自主权，如谷歌便垄断了他们的市场。
为何美国的商业化创新力远高于教育普及的欧盟与日本，主因在于美式资本主义更富创造性破坏力，也更能容忍贫富不均的两极化趋势。说白了就是美国更放纵大企业，也更能接受企业游说制度。在美国企业花钱游说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言论自由；这是发达国家的异例。这就使得美企更能影响国家政策与税收制度。
在美国，增税与减税向来是个富有争议的公共政策。大体上言，共和党较倾向减税，而民主党则较倾向增税，特朗普最近大幅减少政府预算，大裁公务员便是减税具体例子。
债务日趋扩大
通常情况下，富人与企业是支持减税的。毕竟增税的对象通常便是富人与企业。美式经济学有一种理论认为税率太高反而会减少政府收入，因为高税收钝化个人与企业的积极性，也钝化经济活力，从而钝化经济增长率。左派人士则通常主张增税和维持较大规模的政府与福利支出。结果是，共和党执政时，多采用减税政策，而民主党执政时则多采用增税政策。
尽管如此，整体上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日趋扩大，如2007年次贷危机前债额占GDP的67％，可之后则狂升到约100％。在2024年债务总额已高达36兆美元／152兆令吉，使联邦政府穷于应付，甚至导致政府停摆的后果。
随著人口老化与少子化。这个债务危机将日趋严重，如更多退休人士会使养老金入不敷出，而医疗支出更是节节上升，即便特朗普大砍政府预算也难确定其可持续性。
学界有一种看法是，公债的最佳解方不是单单减支节流就可解决，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率要高过债务增长率；只要经济增长率高于债务增长率便可缩小债额在GDP的占比，而要促进经济增进，则要加大投资与消费。
这里的关键是生产性投资与消费，而不是简单的减支节流，比方说新加坡的公债占GDP占比是170％，可却没引起太多担心，理由是新加坡的债务是用在生产性投资上，只要是生产性投资便有可能创造就业与可观回酬，也有足够多回酬抵消公债。问题是多数国家的公债是花在消费上，用了就不能带来未来收入，这才是重点。欧盟、大马等国的公债便是如此，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公债。
再者，过度减支节流也可能钝化经济增长，从而放大公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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