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数例外如英国，现代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而宪法也有较易修改的柔性宪法与修宪门槛高的刚性宪法，如美国宪法。至于大马联邦宪法则是具有易于修宪的部份也有难于修改的部份，如土著特殊地位。不论是柔性或刚性，宪法基本上皆是各国的基本大法；只是不同国家的宪法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大马便是一例。
我国的联邦宪法是部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富有1950年代的当代马来亚特色；其中的关键内容并没有随著时代的变化而变动。
从页数来看，大马联邦宪法与印度联邦宪法一样长得像一本书。从内容上看，大马与印度的联邦宪法也有多处类似之处，如族群配额制，可以说印度1951年的联邦宪法是大马1957年独立宪法的参考样本。
我国联邦宪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没有序言（premise），没有远大的理想，有的多是现实的交易与妥协，如华印裔族的精英代表华印族社会接受马来族特殊地位；马来语身为国语与官方用语；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等；而马来族精英允诺放宽公民权申请条件。伸言之，这是一种交易行为，它不是一部基于远大理想，如人人生而平等的产品。之所以，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
做为一种妥协的产品，它难免也具有一些相互妥协的成分，如宪法第3条文表明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可第4条文表明联邦宪法是联邦最高法律。那大马究竟是世俗国还是神权国？其次，第8条文表明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可第153条文又表明马来族享有特殊地位；其三，第8条文表明人人拥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可又限制非穆斯林对穆斯林宣扬其教；其四是，马来语是国语与官方用语，其他语文虽可教导与学习，可却不能使用于官方场合，那什么是官方场合？
这些妥协中有一条贯通的理路，那就是消极平衡思想，以马来族特殊地位而言，马来族在当公务员、高等教育奖学金、经商许可登与官方举办的商展中享有优先权，可却不能为此而剥夺其他族群的正当权益，如已获得的公民权或经商许可权等，既得权。可以说，这是一种防范性的平衡条款，尽管是被动与消极的，也算是一种消极平衡。这一消极平衡也见之于其他方面，如多源流学校与宗教信仰方面，可以称之为一尊多元。
族群输赢论
就马来族特殊地位而言，它其实本有限制的适用范围，而且仅限于公共部门而不及于私人领域。比方说，雇用公务员，发放许可证与高教奖学金或参与官方商展均不涉及民间部门。在印度情形也是一样，只是在印度，这个配额制还适用于国会议员与州议会、公共企业、公立大学等。也就是说，印度的适用范围比大马还广泛；只是它守著一个仅限于公共部门，而不涉及私人部门的原则。
大马本来也是守著这个原则，只是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出台的新经济政策则打破了这个公私分明的原则。在1970与1980年代，这个介入私人领域的政策，还具有一种族群输赢论的零和博弈思维，也就是此消彼长的损人利已思想，而其终极后果则是双输，也就是抑制了国家潜能的发挥。到了1980年代后期，吃到苦头之后，才对此做出一些调整。毕竟大家皆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不同舟共济，风雨同行，而硬要同舟共挤，只能是那船同归于尽。
就配额制而言，本质是基于补偿性公正原则而出现的政策，也就是说某类族群如印度的贱民，落后的部落民族或美国的印地安人与黑人或南非的黑人等，因历史上受到不公待遇，以致落后于其他较先进的民族或阶层，而必须给予特别照顾，才可能得以拨乱反正，得到翻身。从出发点看也是不无道理，问题是它不应是一种生来就拥有的群体权利，而是应限于特定的一代。这一代受益者脱贫脱歧视后，就应自力更生，把这权利让给社会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这才符合自然公正感，如发放生活援助金给B40（低端40％人口）。
整体上言，1990年代后，大马的政策是有所调整的，比1970-80年代合理；只是距离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用人唯才制还有一段距离。
扶贫扶弱政策是当代许多文明国家均有的公共政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在印尼，2006年后已不再强调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南非在2008年，国会也修宪让土生土长的有色人种如华裔享有土著地位；即被归类为黑人享有黑人所享有的一些特殊待遇。
在美国，1960-70年代黑人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只是1980年代后，这些政策多被削弱。这里也突显出，这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到了今天美国人还为此争论不休；只是在印度，配额制则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毕竟，选举讲究的是人头，而非道理，一旦涉及了个人的实利实惠，人通常就把个人利益摆第一位。这是人性。其后果之一就是立场先于是非。在深度分裂的多元种族、民族、宗教、语文国家，利益与立场先于是非的倾向更是突出，进而使选举民主成了两面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