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联邦政府财政状况如何，向来颇受关注。从趋势来看，自1997-98年至今，每年年度预算案均是赤字连年，看不出有转赤入黑的趋势。实则，年度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还出现不增反降的趋势，这确是恶兆。
就近几年趋势来看，GDP（即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率，2018年是7447亿令吉，2019年7512亿令吉，2020年因新冠疫情封锁而递减1418亿令吉，2021年回复正增长到1554亿，而2022年更增长至约1710亿令吉。
至于联邦政府公债在GDP的占比则是递增趋势，如从2018年的51.8％到2019年的52.4％，2020年的62％，到2021年的63.4％与2022年的约62.8％。也就是说，公债总额从2018年的7411亿递增到2021年的9798亿与2022年的约1兆令吉。
应该指出的是，这只是直接债务不包括间接债务，如政府担保的债务与租赁型债务，如按工程进度付款的债务，只是由于间接债务具有不确定性，此处只谈直接债务。
从趋势来说，由于人口与劳动力或企业活动等尚处于增长趋势，故联邦政府的总收入依然是逐年递增，只是增幅不大，如2018年是2310亿而2021年是2338亿令吉，而总支出则超越收入以至连年出现年度赤字，如2018年是3.7％而2021年是6.4％。2020年与2021年则是因新冠病毒而出现更大幅度的年度赤字，扣除2020年与2021年的异常状态不论，列年的年度赤字大多处于3％以上。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国家均是连年赤字，只有少数国家如新加坡是例外。
其原因则与选举民主有一定的关系，随著民主化进程，人民对政府的各类要求不断提高，提供的服务也日趋多样化，如提供各类补贴与生活援助金。大马虽然不是一个正规的福利国，可为人民提供的各项福利则是颇泛的，如12年的义务教育（发达国如日本只提供9年义务教育，也就是高中教育不是免费的）与广泛的价廉物美公共医疗。
就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考虑到大马是个低个人所得税与无增值税（消费税）的国家。
一般来说，除了极少数的资源丰富国，如汶莱或科威特等国外，其他享有广泛公共福利的国家均是高福利高物价与高课税国。这是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有所取得便有所付出；否则便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高福利与高税收国（大多是增值税）也是高物价国，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税收的代价当然是高物价水平，如许多福利国的增值税均高达20％或以上；若无增值税如美国，其个人所得税在政府总收入的占比可高达40％或以上。
大马虽曾在2015年出台增值税（消费税）可却在2018年换政府后撤销。因这个制度被反对人士宣传为不得人心的政策，也是致成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元凶。
终极而言，大马可说是个低税收高福利的走运国。这么说是因为大马既没消费税（只有销售税与服务税），又是低个人所得税的国家，如一贯以来，个税只占联邦政府总收入的约10％。近年来也仅递增至约13％。
通常在发达国，政府的大额收入多来自增值税与个税，可大马则是来自公司税（占约30％）与国油（通常可占到约30％，只是近年来逐步下跌至20％以下）。
在发达国家，公司税占比一般均在20％以下（日本除外）也就是说大马的公司税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这就使得许多跨国公司不愿在大马设立区域总部，而宁愿到高工资的新加坡去。
无疑，大马是个资源丰富的走运国，只是随著人口递增，汽车的剧增（每年增加近60万新车）与补贴的节节上升至财政日趋吃紧，已使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而又不敢有所作为。据此而论，公债日增将是难以避免的后果，其迟早会来到一个“总决算”阶段；只是什么时候才来到这阶段，则难有定论。
从趋势来看，随著政党竞争日趋激烈想取得中央政权已变得更须讨好选民而不是得罪选民，以免自食其果，在此条件下可以预见财政赤字应会持续恶化而难以改善。因为要改善收入，并没有可持续的捷径，要么是加税（如消费税）要么是减少福利（如减少汽油补贴）。
从长远来看，根治的方法在于提升一股民众的收入水平。这又涉及了更复杂的工程，如提高工作人口的实用知识与技能与提升经济活动的增值，这可是耗时的工程，而非可即时实现的。
从执政的角度，政治人物在意的是即时取得中央政权，而不是长远工程。长远计划与工程太抽象了，不实际，何况民意如流水，谁知道什么时候选民会弃其而选他党，这是选举民主的悖论，不仅大马如此，举世皆然。
举个现成的实例，法国现政府只是想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便引发全国大罢工。在台湾，劳保与健保已濒临破产可政府最近还要撒钱给人民（每人约800令吉）美其名为退税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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