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 概述了最低薪资提升至1500令吉更有助于对齐（align）一家四口2200令吉的贫穷线。虽然本次的最低薪资大幅提升25％（历来幅度最大），但随著经济开放、对外国移工的限制、以及政府给予小型企业的缓冲，这些有助于该政策软著陆。
本文继续探讨落实最低薪资还有待商榷的事情，即最低薪资一刀切模式的问题。
落实最低薪资不应只停留在提升薪资数额标准，也应该考量到全国各州城市和乡区生活成本的差异。
依据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见图表一），1500令吉最低薪资有助于提升大部分州属低技术员工的收入。低技术员工通常指需小学学历或不需要学历的工作。
1500令吉最低薪资则仅局部地改善中技术员工的薪资（请参阅图表二）。中技术员工通常指需中学学历（SPM）资格的工作如服务业、销售、贸易、书记、工厂机器操作和组装员等等。中技术员工群体的薪资分布可见，受惠的似乎只有7个州属，但一些中位数稍微超越1500令吉的州属如彭亨、森美兰和马六甲，雇主也会随著最低薪资的提升而调高薪资。
小题：忽略各州城乡差异
上述两个中低技术员工的各州薪资分布图也显示，即使有了1500令吉全国统一标准，也未必能让所有中低技术员工受惠。譬如吉隆坡的低技术员工薪资中位数已达2004令吉，中技术员工中位数则是2124令吉。雪兰莪和柔佛州中技术员工的中位数也远超1500令吉，分别达2019令吉和1740令吉。上述这些州属一些地方目前可能仍有薪资少于1500令吉的员工，但他们面对的生活成本却更高。
图表三则显示各州城乡的生活成本差异，百分比也高，生活成本则越高。一些州属的乡区如沙巴（143%）和砂拉越（130%）的生活成本甚至高过西马一些的州属。即便是城市，各州因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生活成本也各异。
因此，最低薪资不应该一刀切，更应该依据各州城乡的目前薪资和生活成本制定或纳入计算考量。早前政府在2021年财政预算案里就曾给一线大城市的员工增加多100令吉的最低薪金，就是一个好例子。
提高最低薪资这政策，还有值得仔细思考的两点：
一，假设西马各州城市和乡区的最低薪资设定各异，厂家也未必会把生产地搬至薪资最低的地方。资本家考量的因素还包含当地物流、生产链、涉及的成本如搬迁和员工成本等等。
二，东马员工基于生活成本高是否该享有比西马员工更高的最低薪资？这需要更全面的检视，如是否会加重当地企业负担，企业转嫁生产成本予消费者造成通膨、企业产品是否有竞争能力？或者联邦政府、东马两邦州政府、当地企业是否愿意共同资助承担？
最后，最低薪资的落实需考虑各州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还有受疫情影响复苏缓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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