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跳槽法的讨论是近日国内尤为炽热的话题，包括伊斯兰党在内，多个政党和个别民意代表纷纷对这项法案进行表态，以展示他们政治正确的一面。
相比起其他政党的表述，虽然公开声明支持立法对付政治青蛙，伊党对反跳槽法的立场较为空虚和冷淡，其强度不及其他政党，貌似不急著推反跳槽法，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伊党对反跳槽法兴趣缺缺，似乎不为所动呢？
2018年大选迄今，希盟、国阵、国盟（土团党、民政党）、砂盟、民兴党、砂民党等先后遭遇国州议员带职叛党的苦楚，唯独伊党独善其身，即便是现瓜拉尼鲁斯国会议员宣布退党，他也表明在国会仍遵从伊党旨意，以及持续将定额薪酬捐给伊党，直至届满为止，可想而知，伊党国州议员的向心力令人望尘莫及。
这或许也与伊党的忠诚支持度有关。为了追溯其因，笔者根据伊党在2018年赢得的国会议席为标准，回溯到1999年第十届大选——号称伊党首次大胜的选举，观察伊党在这些选区的选举成绩。从表1可见，伊党在2018年所赢得的18席中，16席得票率在40%或以上，伊党在三角战中仍取得强大的选票支持。
有趣的是，这18个国席恰好是1999年大选中跟行动党和公正党合作时拿到的席次，占伊党赢取的27国席中的67%。尽管在2004、2008和2013年，伊党在多个选区时胜时负，惟，其得票率始终没有跌破30%以下，尤其是在2004年马哈迪退休的政治效应和在野党分裂的劣势，伊党于●表1败走的国席均得到35-45%的选票，显示伊党的选票基础如固若金汤。
另外，吉打内陆、霹雳东北部、吉兰丹东北部和登嘉楼沿海是伊党较强的地盘，在2018年拿下的18席国会议席都落在此条状地带， 2015年伊党末沙布派退出伊党，创立国家诚信党，试图动摇伊党的基本盘，可是诚信党2018年取得的国州议席，都属于伊党在半岛西海岸的“灰区”或公正党基层较强的选区，未能在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对伊党构成任何杀伤力。
以吉兰丹州为例，按照●表2所示，希盟总共角逐43个州议席，然而只有6席保住按柜金，反之得票率低于12.5%失去按柜金占86.05%。显然。伊党在这个地带的“桩脚”（台湾政治用词，意指政党或候选人的地方链接）特别扎实，“叛徒”完全没有一席的栖身之地。
根据历史显示，其他分裂自伊党的政党——哈民党和伊斯兰阵线（Berjasa），在政坛仅是昙花一现，如今的诚信党也依然无法攻破伊党老巢，以末沙布为首的“叛徒”看来似乎重蹈泡沫化的覆辙。
易言之，伊党凡在这些“稳胜”选区提名的候选人，肯定是获得该党高度信任、有意栽培和精挑细选的领袖，假设他们随意跳槽，紧随其后的是政治寿命的结束，纵使加入的政党或阵营未必确保他们会再次被提名，即便获授权于原区上阵，跳槽者胜出的机会几近渺茫，毕竟伊党支持者的政党忠诚颇高，他们不会为了领袖而转移票投对象。
以登嘉楼的甘马挽为例，1999年到2013年该区皆由公正党上阵，三场大选下来显示公正党有能力维持至少35%得票，然而，在2018年509大选中，公正党候选人苏海米却只有获得14%选票，反之，与希盟对垒的伊党吸收大部分对国阵的否决票，包括往届票投公正党的选民，于是，伊斯兰党手握44%得票率，以2,162多数票攻下甘马挽。
候选人的政党忠诚，政党支持跟地缘链接相捆绑，以及忠实选民坚守“选党不选人”的潜规，使得中选的伊党籍国州议员不太敢与党意对抗，犹如巫程豪、邓章钦和刘天球公开抨击行动党高层的举动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伊斯兰党，就算凯鲁丁跟哈迪为首的当权派不和，他也未曾点名炮打任何领袖，与之呼应的志同道合者更是寥寥无几。
此外，党纪跟宗教相挂钩，如民意代表需要经过效忠宣誓（bai'ah）表忠，所有背叛行为可能面临被贴上违背伊斯兰的代价；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作用力，使政治和宗教相结合，基层对领袖的敬重等同对信仰的忠诚；环环相扣、密密层层的党内组织，政党机器各司其职，而最高领导层的旨意也可迅速落地，因此，无论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选举竞争，伊斯兰党的政治动员都表现得强劲有力，行动步调非常一致。
当然，伊党也曾经是跳槽青蛙的受害者，甚至为此葬送州政权，例如，登嘉楼（1961），吉兰丹（1977）和霹雳州（2009），由于2015年末沙布派大出走导致伊党失去半岛西海岸的耕耘积累，可是，这些插曲并未严重损害伊党的权力基础， 以致该党在反跳槽法的参与度和讨论度相对不高，而这须归功于伊斯兰党愿意从跳槽的苦果中吸取教训，强化党员凝聚力，因而促使党性塑造有方，党内经营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