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我认为，华教领导人有需要参加语言课程，提升马来语，做到有效传达理念的目的。即便是不成功，友族对华教领导人的刻板印象将逐步改观，孟加拉外劳学习马来语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值得借鉴之处。——庄华兴博士《华教论述与当下情境》（《当代评论》，2022年3月22日）
先把话说在前头，我同意“不该以马来语掌握能力，作为衡量爱国程度的唯一标准”，但“华教领导人提升马来语”的策略，并不全然违背上述原则。试想像，若有三、五个华教主要领袖能以流畅的马来语表达自己，发表字句完整、语法正规的马来文告、社媒贴文，至少能挡住“国语不灵光”、“SPM国文不及格”的奚落，让讨论直接进入主题，而非任由他人嘲讽“都第几代人了，马来语还不如抵马半个月的孟加拉客工”，借机转移焦点或视线。
再者，华教组织近年来举办不少跨族群、宗教、文化等活动，本冀透过对话与交流改变彼此对彼此的既定印象。无可否认，此努力毕竟也累积一定的成果，惟一些不经意的瑕疵，如领袖以马来语致开幕词时发音失准，或一篇语病连连的文告，常常导致前功尽弃。于是，跨界串联越做就越累——跨出去反而印证了别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而自己又在对方不友善的反馈中，加深对他者的偏见。
可以这么说，若台面上的华教领袖，也具备摆得上台面的马来语或马来文，必能为华教运动扫除第一道沟通障碍，即便各持己见亦能将分歧梳理清晰，而非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然而，单单掌握马来语或马来文恐怕不足，华教领袖还必需拥有“全民”形象，向所有马来西亚人展示华教的核心价值与终极关怀。
教授斥B40学生：华教如何处理？
过去，华教领袖若在马来媒体上曝光，多半攸关教育政策，或政治争议，立场不外是“抗议”、“反对”，或最温和的“争取”、“疾呼”。换句话说，一般马来社会透过媒体认识的，是政治面向的华教（领袖）。然而，教育不仅仅是预算案中的拨款数目、课本中的三页爪夷字，或政府是否承认统考一纸文凭，还包括散落在日常教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举个例子，最近社媒疯传玛拉工艺大学一名教授斥责学生到了第五学期仍未拥电脑，并直言自己无法与B40群体共处的视频。甚称是教育领航人的华教领袖，难不成对此毫无看法？
试想像，若华教领袖在个人社媒上独抒己见，既表达“理解教育者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又提醒“疫情肆虐对各经济阶层造成巨大冲击”，疾呼“以同理之心，多一点包容与耐性，陪孩子一同成长，撑过难关”——即便不掀起惊涛骇浪的回响，亦会在知音心中吹起阵阵涟漪。
如果可以，华教领袖还能叙述抗疫这些日子以来，发生在华校的案例——一方面传达“经济萎缩乃全民共同危机”的讯息，一方面也分享“华教如何处理类似个案”，而这些处理方式又“如何体现华教的精神与理念”。不需要像打落水狗般攻击该教授，也切勿趁机“抽水”自卖自夸，而是抱著抛砖引玉的心态，让华教进入主流的讨论，变成一个不因教学媒介语不同而遭边缘化的故事。
肯定其他源流教育
至于此举会不会被视为“踩低别人、抬高自己”，则有赖于华教领袖是否愿意长期投入心思，经营本身形象。最近社媒流传一个视频，来自斯里打昔国中（SMK Seri Tasik）的一群学生，在考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最后一张试卷后，相约到墓地，悼念一名刚世不久的教师，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试想像，若华教领袖愿意放下“华教的优越感”，不以“繁重的功课”、“卓越的成绩”、“严格的纪律”为荣为傲，反之以上述案例承认国中教育也启发了学生人性的一面——这种不管出于自省，抑或对其他源流教育优点的肯定与赏识，都能体现自己保持谦卑、向善向上的精神。
一个能时时意识到本身不足之处、懂得鉴赏他人优点的华教领袖，若能以真诚、耐心持续经营灌溉，其形象难道不比在僵化官僚体制下处事慢半拍的教育部长更为高大？
华教领袖在做什么？
然而，当政治陷入另一个困顿、教长碌碌无为的时刻，众华教领袖在做什么呢？日理万机的他们，假设一天有两小时闲暇时段，他们会选择观看一个又一个长达数十分钟的中共大外宣视频，还是学一句马来谚语、翻阅一章国家文学奖作品，抑或窥探马来舆论平台在热议什么话题？
扪心自问，这些日子以来，他们究竟是更热衷于争议彼此在社媒分享的海外真假消息，还是关注本土马来网民如何议论叫学生姐姐卖手环买电脑的教授？他们会为视频中一个阿猫阿狗印证了自己的想法而欣喜若狂，像散播真理般转发再转发，还是会全神贯注，尝试理解本土某个马来民族主义者言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思维？
答案，我们都心照不宣。这解释了华教当下的处境，也解释了何以他们散播华教理念时，往往无法进入本土的语境——要引用中国例子马来群众听不懂，要引用本地案例自己又脑袋一片空白。领袖散播华教理念却无法赢得共鸣，要取信于马来社会却无从建立起信任，看来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
然后呢？和此文一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