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启蒙时代的崛起，正是哲学思想家欲摆脱中古宗教教条挂帅的黑暗时代，以科学方式寻找真相和事实的客观确定性，并相信这过程产生可靠的启蒙知识。
笛卡尔式质疑正是哲学其一特征方式：系统性怀疑一个群众普遍相信的真相，通过质疑论证。这个过程为了建立事实的确定性（certainty）。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著作里解释和区分两种知识产生的方式：先验（Apriori）和后验（A posteriori）。前者依靠分析得出，后者则胥视经验证据。科学知识，一般都是后验命题，通过反复对某事物的试验观察后得到的经验论据。
所谓的确定性变数或误差也取决于研究方式和衡量方法的局限，因此某些知识或事物的确定性，若依赖后验方式得知，无法在当下得知。比如说17世纪科学家对天文地理乃至生物的研究，随著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累积，能够突破更多的客观的局限探测到从前所不能及的事项，比如说微生物的存在由显微镜的进步而证实，宇宙天体研究也因望远镜科技突破而有新发现。
虽然科学家可从目前的认知掌握的知识，估计和衍生某个事实的确定性有多大，但对无法掌握的局限必须坦诚其未知数，纵使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科学知识传递如果无法坦诚透露这些未知数，而只是为了信心喊话把未知说成绝对，这就不是科学（的诚实）。
政府断言言之过早
上周闹得满城风雨议论纷纷的是槟城中央医院一名女护士接种疫苗后死亡病例，马来媒体《大都会日报》因刊登“女护士接种疫苗后死于心脏病”的耸动新闻标题而惹祸，引来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不满，并公开抨击与问话该报主编。
隔天槟州卫生局主任阿斯玛雅尼医生发表文告以正视听，叙述该死者接种疫苗后的医药相关事故。但文告里最大的问题是她宣布法医剖析结果是该护士死于心脏病，由于没有出现其他的过敏性症状迹象，因此她截铁斩钉断言这死亡案例与疫苗接种无关。
首先，纵使现有证据无法显示该护士因疫苗接种后引发副作用导致死亡，但要排除一切其他的可能性还言之过早。瑞辉疫苗的接种应用还很新，即使是早期参与临床实验者很多目前仅看到接种效应半年，长期副作用还是个未知数（虽然大部分的副作用都会在短期内出现）。
所谓疫苗接种副作用的后期事故呈报系统，列表上有至少超过10项可能症状需要观察和记载：过敏性反应仅是其中一两项。再言，造成心肌埂塞的原因良多且复杂，文告里仅解释该护士有高血压记录，并没有说明她有心脏病前科，而接种疫苗后第4天出现呼吸困难不舒适，第5天就不幸过世。这难免让公众怀疑其疫苗接种的关联性。
我认为，政府最合理和应该的说辞，不是断然否定的信心喊话，而是坦诚宣布说明基于现有证据，这起死亡案极大可能与疫苗接种无关，还必须承诺会继续调查和研究疫苗接种的副作用，若有什么新发现必然告知民众。
部分公众的存疑
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目前不是强制，要在一年内达到全国八成人口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谈何容易。19岁以下的人口已占了总人口的32%，同时有相当可观数目的乐龄人士对疫苗接种还抱著观望和怀疑态度。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去年底卫生部的调查问卷，有接近1/3的被访者表示不确定或不接受疫苗接种。面对不信任疫苗的成年人人口，这是卫生部欲达到群体免疫目标的最大挑战。毕竟，即使将来可以允许孩童接种疫苗，也必须经过家长的同意。
政府日前宣布批准一笔1000万令吉基金提供新冠疫苗接种危害特别援助，愿意为因疫苗接种后产生严重副作用的公众人士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这个原本属于疫苗制造厂的责任（合约里他们却要求免责），但政府为了增加民众对疫苗接种的信心而担当这些风险，理应获得赞赏。
这其实也间接表示政府承认疫苗接种不能说完全没有风险，但权衡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疫苗接种肯定是利大于弊。事实上已有相当多研究数据显示，疫苗可让接种者避免患上严重疾病及死亡。
政府宣导应有的态度
因此，政府在宣导和鼓励人们接受疫苗接种的时候，必须采取负责任、谨慎、诚实与开放的态度，坦诚且谦卑地告诉人民自己知道和未知的事。虽然经过国家药剂监管局（NPRA）审核批准的药品一般上已通过了高格的安全标准，副作用风险纵使很低但不是完全没有。
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可以宣称疫苗基本上是安全的，但不必大拍胸膛说保证没事、绝对安全、大家不用怕等类似的信心喊话。我希望政府能放弃或摆脱傲慢权威式的问答方式，因为这会暴露出他们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恰当的宣导沟通反而会产生更多和更大的公众质疑，因为在资讯发达的时代，人们可从网络或社交媒体轻易获取相反的资讯来反证这些风险的存在，进一步巩固他们不接受疫苗接种的决心。
这正是政府的科学风险沟通奥妙的难处——如何能虚心接受事故发生的低风险可能，同时说服存疑的公众不要过度夸大疫苗接种风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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