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国警方援引国安法逮捕了两名疑与“泰米尔之虎组织”(LTTE)有关的行动党印裔代议士,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所作出的合理行动,就跟警方打击伊斯兰国际恐怖组织一样。
我国泰米尔人对“泰米尔虎”之所以抱同情和支持,不仅是“同文同种”的民族情节使然,若更深层去了解,可参阅马大杨国庆教授与杨思宁合撰的一篇论文〈南亚及东南亚的多元种族与社会冲突〉。
大马与斯国泰米尔人
文中比较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两国泰米尔人为个案,认为他们都是英殖民时期“分而治之”和独立建国后“制度化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ized Racism)的受害者。不同之处在于,斯国采取的是对英殖民时期泰米尔人优先政策的报复、逐步把僧伽罗人地位抬高和边缘化泰米尔人,再由于斯国疆域过小、物资短缺,泰米尔人遭受贫困和歧视所迫,故而反抗。
相反地,马来西亚的情况较乐观,〈南〉文认为我国经济优渥、自然资源丰富,虽然采取的是土著优先制度,但政府采取的是软性的压迫,而且在我国的经济条件增长下,非土著会借由政治路径和示威集会远于暴力抗争,华裔便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一向对“暴力抗争”排斥和反感。
因此,泰米尔人对斯国“同胞”的支持,也许仅是一种声援和道义支持,虽说“泰米尔之虎”于2009年已被瓦解,但其在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上仍未除名,我国甚至迟至2014年才把该组织列入黑名单,只因该组织企图在海外重整旗鼓,而泰米尔裔居多数、同样遭受不平等对待的我国泰米尔裔可能涉及其中。
不过怪则怪在,何以警方此时采取行动?或许是改朝换代后,族群情绪和不满迅速高涨所致,涉及恐怖主义还不至于,但唯恐这类极端抗争的思维侵入和煽动,才是重点。
警方这次逮捕行动若说是种警示也不为过,我国的族群关系虽说去年变天后意图藉政治管道来改革和寻求转型,但目前成效仍旧不彰。主体族群如马来穆斯林有感权利进一步遭剥夺,加上巫伊结盟或是巫基政党都相互为选票炒作危机感,种族极端政治在沉寂一段期间后恐怕将死灰复燃。
解决国家认同危机
另一边厢是华、印裔等少数族裔对新政府和莫名其妙的政策产生失望感,待遇未获改善难免再度陷入困惑和迷茫,有者竟悲哀到产生“祖国为荣”的迫害妄想症,此时正好对上香港示威而大放厥词,凸显出比中国人还“爱国爱党”。至于泰米尔人,可想而知,也是站在另一个对立面,来对比自身和斯国泰米尔人的遭遇使然。
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迄今为止看来,可说是已来到新的十字路口,且面临最艰巨的挑战,马来人尊严大会的种种言辞固然可笑,却不得不让我国反思和检视,究竟这只是极右分子的立场,抑或是普遍主流所认同的看法?与此同时,少数族群也应当思考,争取权益固然没错,但若只一昧避重就轻,一昧批评政策不公为口舌,却忽略了身为国人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又能走得多远?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欲解决国家的认同危机须有两点措施:一是形成“特定支持”,即满足该族群的要求和适应其价值观;二是“散布性支持”,即调整国家制度并实施文化整合计划,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及方式,加强认同感;也就是尊重族群文化之馀,又得积极培养综合文化意识与一元政治意识(参见张友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惟前者是目前我国所能做到的,后两者可说是矛盾重重,各族群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国安问题即使不受外力干扰,我国族群问题仍维持僵持状态,对我国长远的发展是否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