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国警方援引国安法逮捕了两名疑与“泰米尔之虎组织”（LTTE）有关的行动党印裔代议士，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所作出的合理行动，就跟警方打击伊斯兰国际恐怖组织一样。
我国泰米尔人对“泰米尔虎”之所以抱同情和支持，不仅是“同文同种”的民族情节使然，若更深层去了解，可参阅马大杨国庆教授与杨思宁合撰的一篇论文〈南亚及东南亚的多元种族与社会冲突〉。
大马与斯国泰米尔人
文中比较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两国泰米尔人为个案，认为他们都是英殖民时期“分而治之”和独立建国后“制度化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ized Racism）的受害者。不同之处在于，斯国采取的是对英殖民时期泰米尔人优先政策的报复、逐步把僧伽罗人地位抬高和边缘化泰米尔人，再由于斯国疆域过小、物资短缺，泰米尔人遭受贫困和歧视所迫，故而反抗。
相反地，马来西亚的情况较乐观，〈南〉文认为我国经济优渥、自然资源丰富，虽然采取的是土著优先制度，但政府采取的是软性的压迫，而且在我国的经济条件增长下，非土著会借由政治路径和示威集会远于暴力抗争，华裔便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一向对“暴力抗争”排斥和反感。
因此，泰米尔人对斯国“同胞”的支持，也许仅是一种声援和道义支持，虽说“泰米尔之虎”于2009年已被瓦解，但其在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上仍未除名，我国甚至迟至2014年才把该组织列入黑名单，只因该组织企图在海外重整旗鼓，而泰米尔裔居多数、同样遭受不平等对待的我国泰米尔裔可能涉及其中。
不过怪则怪在，何以警方此时采取行动？或许是改朝换代后，族群情绪和不满迅速高涨所致，涉及恐怖主义还不至于，但唯恐这类极端抗争的思维侵入和煽动，才是重点。
警方这次逮捕行动若说是种警示也不为过，我国的族群关系虽说去年变天后意图藉政治管道来改革和寻求转型，但目前成效仍旧不彰。主体族群如马来穆斯林有感权利进一步遭剥夺，加上巫伊结盟或是巫基政党都相互为选票炒作危机感，种族极端政治在沉寂一段期间后恐怕将死灰复燃。
解决国家认同危机
另一边厢是华、印裔等少数族裔对新政府和莫名其妙的政策产生失望感，待遇未获改善难免再度陷入困惑和迷茫，有者竟悲哀到产生“祖国为荣”的迫害妄想症，此时正好对上香港示威而大放厥词，凸显出比中国人还“爱国爱党”。至于泰米尔人，可想而知，也是站在另一个对立面，来对比自身和斯国泰米尔人的遭遇使然。
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迄今为止看来，可说是已来到新的十字路口，且面临最艰巨的挑战，马来人尊严大会的种种言辞固然可笑，却不得不让我国反思和检视，究竟这只是极右分子的立场，抑或是普遍主流所认同的看法？与此同时，少数族群也应当思考，争取权益固然没错，但若只一昧避重就轻，一昧批评政策不公为口舌，却忽略了身为国人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又能走得多远？
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认为，欲解决国家的认同危机须有两点措施：一是形成“特定支持”，即满足该族群的要求和适应其价值观；二是“散布性支持”，即调整国家制度并实施文化整合计划，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及方式，加强认同感；也就是尊重族群文化之馀，又得积极培养综合文化意识与一元政治意识（参见张友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惟前者是目前我国所能做到的，后两者可说是矛盾重重，各族群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国安问题即使不受外力干扰，我国族群问题仍维持僵持状态，对我国长远的发展是否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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