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入中速（6-7％）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也冲击了世界经济，特别是靠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市场增长率。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放缓应是长期性，而非短期现象。据此，靠大宗商品出口以刺激增长的国家，也应有所转型，以免陷入长期停滞，进而引发各类经济与社会问题。
就中国本身而言， 也可以是种增长，从高速低质，走向中速高质或中速中质的机会。毕竟，低质的高速增长，也有其相应代价，如生态污染、经济不平等恶化等。其实，早在10多年前，中国便有不少学者呼吁经济应结构优化，升级转型；只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的政策，却没做出足够的调整。时至今日，这个转型已成了势在必行的任务。
经济增长阶段论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1960年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Rostow）曾提出一个非共产党宣言的增长阶段论。在冷战时期，这个增长阶段论曾轰动一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喜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各主要经济体的阶段性变化。
此理论把增长划分为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条件的准备阶段；起飞，也就是高速增长腾飞；向成熟推进，及高额大量消费阶段。其中，起飞及其可持续性，最受关注，也被套用来形容1960-80年代的日台韩等。
另一个较流行的是竞争学大师迈克尔波特（M.E.Porter）提出的投入驱动，即靠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来推动增长；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3阶段论。其中，创新是当前的流行语，很多国家均大谈创新，及如何经由创新来进行转型升级。
世界银行则提出从低收入国，进入到中低收入国、中高收入国与高收入国的分类法。按照这个分类，自19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中，只有19个能成功升级入高收入国行列，而大马与中国俱处于中高收入国行列，能否有所突破，则有待观察。一般来说，不能突破的国家，会面对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挑战，如泰国的民主中断或大马的政权更替。
就现阶段的中国言，进入新常态，其实也是进入一个有待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据中国官方说法，新常态也是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增长的考验，也就是不再单纯强调GDP的增长速度，而要考虑更全面的可持续与否的增长，如防止污染恶化、改善民生福祉等。
供给侧结构改革
其中， 一个用语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不同于198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供方经济学。供方经济学的核心是削税，以便刺激个人与企业的向上心；因为，高税收会成为一个阻挡个人发家致业的税收楔子。
中方的供给侧改革重点则是，消化掉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房地产；加强自主创新；从供给面满足已发生了变化的需求；减少过度依赖高精尖产品的进口等。申言之，这个供给侧改革，不仅要在消极面去库存、减少存贷，也在积极面要促进产业升级，用改革供给来满足更高层次更多元化的需求。
要实现这个供给与需求升级的目标，也得从市场作用与政府辅助两方面来进行。毕竟，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与政府互补的混合型经济。也就是不完全靠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进行资源分配，也要靠政府这个有形的手来配合，互相推动。从所有制的角度，中国依然是个公共所有制占重要份量的半资本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经济。从分配角度，也是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共存。这是个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方式。
从产业结构角度，中国也的确尚有改进的余地，如其GDP结构中，在2017年，农业占比是9％，工业40％（其中制造业29％）及服务业52％。在发达国，服务业通常可占到70％或以上，也就是中国还有转型的空间，如把服务占比从52％升到70％。同理，就业形态也可能据此转变。目前中国的就业人口中，农业占12％，工业26％与服务业55％。其中，农业可再降低而服务业有空间再提升至70％以上。
此外，从支开的角度，中国GDP结构（2017年）是居民消费占39％，公共消费13％，投资44％；出口占GDP的20％，而进口占17％（也就是净出口为正）。这个消费结构使中国有很大的经由消费来刺激增长的空间。因为，在发达国消费通常会占到GDP的70％或以上。在美国，服务业在GDP的占比是78％，就业人口有82％是在服务业；而消费则占了GDP的约84％（其中居民消费占69％，而公共消费占15％）。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只占39％，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放缓是长期趋势
据此而论，中国的经济是放缓了，且很可能是长期趋势，惟中国还有相当的空间，维持中速增长，如约6％的年均增长率。在发达国，通常是2％上下。因此，中国应该还能对世界经济做出一定贡献；只是21世纪初期，到2007年为止那种高速增长与拉动新兴市场高增长的情景，应是往事只能回味。
至于印度能否取代这个火车头，恐怕可能性也不高，因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靠大量物资投资与出口来拉动，而其动力则来自强劲的制造业与出口，可发达国特别是美国已不允许这个做法。同理，人工智能工业4.0也会抑制这个动力。易言之，天时已失。各国恐怕只能按部就班发展，而不易出现可持续几十年的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