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说，行动党之所以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A）是因为华人掌控著我国的经济，只有土著才会对TPPA感到疲累。
他进一步指行动党与新加坡一样，因为华人而支持TPPA。
我们姑且抛开TPPA是否对马来西亚国家及子民不利，而专注在哈迪阿旺的种族论述上。这是因为哈迪阿旺已一反昔日的立场，转过头来对非土著；尤其针对民主行动党发出种族性的指责。
持平而论，所谓华人掌控国家经济不但是完全不确实的，而且也是主观上的武断。国阵的友党不时也会否定此似是而非的言论。
路线从左到右
无可否认的，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立国（1957年）以来，种族主义一直挥之不去，而种族性政党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的巩固和突出了它的种族形象和立场。因此伊斯兰党除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有所变化外，对种族主义的反反复复立场也是有史为迹的。
自从1951年创党后，这个原称为回教党的政党是一个极小的政党。在威省成立，党员也不多（约五千名），它是依据“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斗争的主旨，被认为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特征。但在1956年时，当它迎来了布哈鲁丁成为党主席后，这个政党的取向就与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国民党立场有所接近。
苏卡诺是印尼的开国元勋，1956年在苏卡诺领导人民反抗下，终于逼使荷兰废除了“圆桌会议协定”，而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
也是在这一年，布哈鲁丁（1911-1969）成为回教党的领导。当布哈鲁丁领导回教党时，他在党内面对另一位强大的对手，他是毕业自埃及阿查哈大学的朱基菲（宗教师）（1928-1964）（他后来被回教党人形容为伟大的党建筑师，而占有一席历史地位，风头不亚于布哈鲁丁）。
由于布哈鲁丁走的是有类似苏卡诺的容共政策，也就让外界看到的回教党是一个不强调宗教、不走种族主义路线的中庸政党，可以和反对党；尤其是左派的社阵合作。
因为反对党的默契，也就让回教党在1959年的大选夺下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州执政权，更有13名国会议员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
1965年布哈鲁丁被内安令扣捕，被指涉及在巴基斯坦建立流亡政府的企图。
自此回教党“结束”了它的“中间偏左”的形象，但他依然保持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只是没有左的影子了。在阿斯里的领导下，在“513”过后他率回教党与巫统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了国阵。这个时期，回教党在人民的眼中已经是与巫统一样的马来人政党，带有维护族群的权益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当回教党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后，它又回到反对党的地位后已是时运不济，从1978年、1982年到1986年的一连三届大选，回教党都是扑地不起，风光不再。该党领袖在剖释后，认为党的失败是因为它与巫统没有两样。选民与其投票给回教党，不如投给巫统。
因此转入1990年，回教党的领导层改变策略转以宗教师为领到而决定将党的路线移向宗教第一的位置。在得到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合作下，回教党又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从1986年的1名增至7名。在回教党看来这意味著党的转型是成功的，走宗教路线是正确的，更坚定与社会主义切割。例如在2004年聂阿兹拒绝公正党赛胡申阿里来吉兰丹参选（他原是左翼人民党主席），而被顶了回去。
刻意的宗教路线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这个时期回教党的领导人是法兹诺（党主席）、聂阿兹（回教党长老会主席，丹州务大臣）及哈迪阿旺（党署理主席，一度担任登嘉楼州务大臣，如今是这个党的掌舵人，他不遗余力鼓吹宗教政治至上）。
回教党之所以压下它的种族情绪是拜民联共主安华所赐。当安华被扣捕且控上法庭鸡奸罪名后，许多马来选民同情和支持安华的斗争，也就在1999年的大选全力支持回教党上位，又再一次让回教党夺回登嘉楼州政权，与吉兰丹州政权成为党的左右臂膀；更意料之外的是，回教党拥有27名国会议员。
当时不强调打种族牌的回教党却在大选后打出宗教牌，且力迫巫统将马来西亚转成回教国，也逼得行动党在2001年脱离反对党的“替代阵线”。因为反对党的内讧使它在2004年的大选一落千丈。
后来在安华的努力下，终于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使到回教党有所保留其势力（只在吉打州退步，失掉州政权，国席也减少了）。
没想到的是在2013年大选后，已于2011年正名为“伊斯兰党”的回教党，又刻意走宗教路线；特别在2014年及2015年不断鼓吹一定要实施“伊斯兰刑法”，且在去年6月与行动党断交；排除党内的开明派。才过了不到半年，伊斯兰党又再多打种族牌。当宗教主义与种族主义碰在一起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倒车的时局。如何能在2020年看到先进国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