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在《星洲日报》总社当记者（1996年5月至1998年2月），主跑政府和政党新闻，正值安华身兼副首相和财政部长两大要职（甚至曾在马哈迪出国时担任代首相）之际。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走路有风”，而且出口成章，经常在国会答复（尤其是提呈财政预算案）时引经据典，用上艰涩少见、马来人同行也不懂的马来文词汇。而且，他步出议事厅或会场时，虽见记者群趋前访问却不愿停下脚步，结果一群记者只好追著他边走边访。所以，当时好些记者不喜欢他或不喜欢采访他的活动。
此时的安华总是一身光鲜西装，风流倜傥，言行没有时任首相马哈迪那种不可一世的口吻和眼神，反而多了一点轻佻和幽默。虽然前线的记者有怨言，但此时却是安华自1982年接受马哈迪“招安”进入巫统以来，形象最好的时候。他推动所谓一系列“伊斯兰（教）儒（家）对话”研讨会、促成马大设立文明对话中心，还有在马大华文学会的活动上挥毫写下“我们都是一家人”等作为，无不成为本地中文报章和马华公会歌功颂德的话题。
这恰恰是何其讽刺的“安华现象”——此时的中文媒体、马华公会、华团甚至民众，几乎都忘了1984年那个“极端”的巫青团长和1987年那个“可恶”的教育部长，仿佛记忆中只有这个“开明”的副首相。然而，当安华在2004年出狱，重返政坛之后，中文媒体、马华公会、华团，甚至是一些可能并无明确政治见解的网民，对1990年代的“开明安华”仿佛全然失忆，记忆中仿佛只有1980年代的“极端安华”。
印象所及，安华已不只一次回应说，他在教育部长任内所做的决策，是在国阵——巫统这个体制下的结果，不因人而异（大意如此）。安华的这番回应，有人不认同，是意料之中。然而，安华所言何尝不是事实，从马哈迪（例如，以公开信批评东姑阿都拉曼亲华人）到纳吉、希山慕丁等人均为例证。
马华也需负上责任而且，安华的回应看似将责任推卸给体制，但此说法又何尝不能提醒我们，国阵——巫统这个种族体制之不可取？假使这个体制不是如安华所说的那样，又岂会有“马华公会当家不当权”之说。马华公会以“茅草行动的始作俑者”攻击安华，此招之愚蠢，在于假使安华难辞其咎，同为执政集团一员的马华公会难道没有责任？
相对于其他“正港”在野党人如林吉祥、赛胡先阿里（SyedHusinAli），甚至是比较年轻的林冠英，安华这种曾经“出仕”，在执政党和政府高居要职的在野党人，确实不易取信于人，毕竟无论是在执政党内平步青云，或是担任政府要职时，总是会有不为人所能接受和谅解的施为。在民联执政雪兰莪和槟州之后，就算有好政策和政绩，不论是州务大臣或行政议员也还是难免会有决策和部署招致民间非议。
所以，有人会以“愿意弄脏手”来形容愿意参政的人。正是由于从政和施政不单纯，所以民主政治才会需要重视建立完善的制度来尽可能避免人治所产生的弊端，以及主张在野党、压力团体、媒体和知识分子监督政府视为。了解政治的这一层面，我们就不必也不应期望有完美无瑕、“可靠”的从政者，否则注定要对从政者失望，甚至对政治改革绝望。而且，期待完美无瑕、“可靠”的从政者，无异于期待完美的人治，又与民主政治所主张的制度而非人治背反。
群众是民联推力
政治斗争，从政者和群众，缺一不可，但是角色不同。自1998年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到2013年大选，整整15年的政治变迁，尤其显现从政者和群众相互影响，互为主次的情况。1998年烈火莫熄是从政者主导，甚至一直到2007年的净选盟大集会和兴权会大集会之前，都是如此。2007年的两场大集会，以及2008年的“政治大海啸”，从政者主导的局面稍有改变；虽然议会斗争还是得仰赖“愿意弄脏双手”的从政者，但无可否认的是，2007年以后“复苏”的群众力量多少成了民联走向的推力。
2013年大选，“五零五，换政府”、“Ini Kalilah”和“Ubah”的呼声在全国各地响彻云霄，不但说明了“出仕”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人们（尤其是华人）对“出仕”的观念的转变。过去由于巫统之可恶，以及马华公会之卑躬屈膝，追求“执政”和“出仕”成了不高尚的志向，因为执政和当官成了以权谋私致富、出卖同胞和数典忘祖的同义词。另一原因，则是国阵为了阻截在野党执政，长期动员宣传机器灌输“在野党只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借此否决在野党追求执政的正当性。
政党是有志一同的一群人组织来问政，并放眼于施政的团体。如果只是问政，无需组织政党。组织政党的目标就是执政，因为唯有执政方可订立他们认为好的法律和实施他们认为有利社稷的政策。民间期盼“改朝换代”，图的不也就是这点吗？换言之，民联和安华要入主布城，就政党和从政者而言是天经地义；他们可能有所得，亦有所失，重点在于他们在追求执政的过程和执政时的施为，对社稷到底产生了正外部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ies）还是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ies）。
安华的政治谋略自有可议之处，包括晚近很多人不谅解的“加影行动”，但是自1998年烈火莫熄以来，安华的言行对马来西亚政治改革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确实是不容否定的历史篇章。我不能苟同有人冷嘲热讽安华入狱是其个人谋权的“投资”，原因除了这点，就是这种冷嘲热讽无视国阵——巫统动摇国本（滥用检调、司法）整肃手段对社稷产生积重难返的负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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