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动】社交媒体：凝聚或分化社会？

“这场社运展示了社交媒体巨大的潜力，也同时暴露了它最大缺点：这个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推翻独裁者的工具，最终也将我们撕裂。

当欢快逐渐消失，我们未能成功达成共识，政治斗争也越演越烈。而社交媒体做的，却只是放大言论、传播错误的信息、重复高喊口号，并散播仇恨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支持者和伊斯兰教主义者越来越两极化，让立场较为中立的人感到无助：两个集团都希望你站在他们一边，你不是伙伴，就是敌人。”

--“阿拉伯之春”主要推手戈宁（Wael Ghonim）在2015年末在TEDx大会发表演讲

从早期的论坛，到如今的面子书、推特等，社交媒体都提供了较可兼容多元言论的平台。无论是否符合主流观点，抑或是相冲的看法，都可以轻易地在社交平台上发表。

传播学者庄迪澎博士形容，每个社交平台使用者就如同一个个独立山寨，各有山头，会各自吸引“同温层”的群体；群组和媒体的专页则与早期的公共论坛相似，也随著年代演变，让网民更便捷的发表意见，常常可见众声喧哗的情景。

相较于大众普遍上单向接受相对单元的观念与言论的传统媒体时代，如今则是可直接获取各方资讯，也能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有异于主流的观点。不过，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也往往引发网络骂战，在某些宗教与政治敏感的议题上，偏激言论更如同滚雪球般，形成留言中的一股趋势，甚至成为单一意见的局面。

以情绪为主导

韩新学院副院长黄国富博士认为，一个新进的民主的社会所强调的就是公共讨论，也就是在面对想法与情感基础不同的人，彼此之间的意见得以流通和协商，甚至原则上需要去退让与修正，方能使讨论趋向共同接受的目标。

“大马社会脉络的条件并不太鼓励民主，甚至有诸多限制，包括学校教育更是有功利导向，而非强调核心价值的教育，这也使得大马人对于‘民主’的理解受限，对于公共讨论也不甚了解。”

这样的情况也体现在社交媒体上大部分新闻报导下的留言中：当一种意见成为网民留言的主流时，持有相反观点的声音则显得微弱。

针对此现象，黄国富解释说，公共讨论本身其实含括了一个人对于“讨论”的掌握及对课题的基础与概念。然而，人们缺乏相关基础，抑或是对于“讨论”的认知有所落差时，讨论则形同“鸡同鸭讲”般，进而出现“有理说不清”的胶著状态。接著，在这种“讨论”情况下，网民则可能为了“取胜”而以情绪作为主导，这也致使持“非主流”意见者最终选择不加入“战局”。

另一种引起网络骂战的情况则是部分网民在留言前未有去了解事件真相的始末就发言，黄国富将这现象诠释为“后真相文化”，在这趋势中，人们更倾向于把情感和感觉放在首位，把对政治与事件的直接观感当成立场的主导，而证据、事实和真相排在次要。

“加上大马社会长期受到族群政治影响，在面对诸如涉及族群与宗教课题时，更让华社将对此政治氛围与政府的不满情绪化作社交媒体上宣泄性留言。”

社媒仅催化剂　改变关键在民心

初时，社会普遍对社交媒体的寄望过高，也抱持著乐观的态度，其潜力更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表现出来，引起全球关注，这场在中东地区引爆的社运透过社交媒体的专页，最终引发埃及革命，推翻该国的贪腐政权。

然而，随著社交媒体本身发展与演进，其特性与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愈渐清晰，这也让学者纷纷看见了社交媒体的缺陷。一如“阿拉伯之春”的主要推手戈宁所言，社交媒体虽然成就了阿拉伯之春，但也随之摧毁了埃及。

遵循社会脉络发展

黄国富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其即有的脉络，社会运动的走向大致也会遵循这样的脉络去发展。以香港和台湾为例，无论是太阳花学运或是雨伞革命运动，主导群体皆是在教育改革后成长的年轻人，他们普遍对于公民自由的渴求更为强烈，对现况的不满加上社交媒体的催化，更有效地去推展，并动员社会的力量，促使民众一起站出来发声。

庄迪澎也分析说，社交媒体在于一场社会运动，扮演的仅是作为一种媒介的角色，一如戈宁在普遍对现状不满的阿拉伯社会，透过社交媒体就能轻易号召及动员力量。

“然而， 真正能引导社会‘改变’的关键，在于人民以及社会是否有对现况或政府的反叛心理。”

以大马的净选盟集会为例， 在2007年的首次净选盟集会后，“换政府”的种子在大马年轻一代之间萌芽，对于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开始抱有希望，进而将这股殷切之情体现在社交媒体上，奔走相告。

随后的净选盟2.0集会一直到2013年，强烈的政治醒觉氛围已形成社会中的一股气候，也因社交媒体的加持，进一步营造“反政府”氛围，促成大部分民众拥有更鲜明的立场，掀起了2013年大选的政治海啸。

惟，在2013年505大选变天不成后，社交媒体上的“反政府”意识式微，热潮减退。黄国富认为，这是因为“希望落空，对于政党轮替的迫切之心最终换来无法如愿转型”的结果，这无疑是在大部分人心中留下虚无与无力感，难以去激发坚持下去的欲望。

价值观受多方影响

在第13届大选后，一马公司丑闻事件的爆发，使得人民对于无法监督政府的无力感加深，而体现在社交媒体上的也是相对冷却的政治参与氛围。

另外，庄迪澎也提出，大马社会普遍受“科技决定论”思维所影响。大众普遍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及效果放大，相信科技本身能改变世界，甚至认为社交媒体已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能形塑社会价值观的并非只有单一媒介，更大的层面是受到教育、家庭、宗教等多个系统，经过潜移默化下生成的成果。

大马网络的盛行是近20年的事情，而社会主流价值更是长期受到不同的宗教及家庭因素等的影响，其中不同的宗教下又因不同的派别，进而导致在社会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其价值观也非轻易能被动摇的。

留在同温层　族群间无法对话

多个社会运动案例的成功，让许多人对于社交媒体给予肯定，认为它提供了平台，突破主流媒体的封锁，将社会不同阶层与族群的人们凝聚起来，表达共同的诉求。无论是早期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年的香港的雨伞运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伊朗大型反政府运动等，社交媒体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只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我国的净选盟集会为例，社交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看似把不同族群的人民凝聚起来上街要求选举改革。许多异族间的守望相助故事在网上流传，多年的族群隔阂仿佛就这样被打破了。

但是，社交媒体也被指为撕裂族群，尤其针对一些争议性的课题，各族群使用个别的语言，在各自的平台发表看法，并且因为同温层的推动，使许多课题的情绪被激化，而失去了和平对话的可能性。

华巫观点分歧

吉隆坡市政局去年禁止举办啤酒节，华裔网民与马来网民使用各自的语言，在各自的平台，如各源流的新闻网站上留言谩骂，却没有进一步去梳理与了解对方的看法，让两个族群各往另一极端前进。

因此，每一次有类似的争议性事件，无论是清真手推车、Auntie Annes热狗卷饼换名、麦当劳清真蛋糕和贸消部取缔猪毛刷等事件等，社交媒体的公开平台不但没有办法促进交流互相了解，反而进一步撕裂两个族群之间的互信。

以罗兴亚课题为例，中文媒体的读者群多数持有“该族群不值得被同情”等观点，甚至认为他们的遭遇与宗教有关。因此，在社交媒体的相关报导中，无论实情如何，长期种族政治下积累而成的生活经验于是从中作梗，加上社交媒体的情绪催化，留言往往即形成一面倒的针对性族群性的非理性发展。

不过，庄迪澎并不认上述情况将为社会构成太大的影响。他认为，阅听人在吸收资讯时不一定处在被动的位子，且现今大马社会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也因此能以本身既有的价值观与学识去判断及决定自己的立场，未必会受到网络军团及键盘战士的偏激、情绪化言论直接影响。

人文教育素养落后　反假新闻法恐被滥用

社交媒体的对于散播消息的快速与便捷的特性，伴随而来的也是近年来全球国家所关注的“假新闻”问题，欧美、马新等国也纷纷讨论立法管制“假新闻”。

“假新闻”的兴起，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竞选期间就不断提出的事情。特朗普从竞选期到后来上任为总统，都不断以“假新闻”之名打压媒体，认为美国媒体不断散播不利于他的假消息。此举也鼓吹了全球多个国家效仿与探讨立法的可行性。

然而，欧美国家与马新两国社会风气和民主素养大有不同，前者有民主与言论自由的传统，也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因此，庄迪澎指出，即便欧美国家立法管制假新闻，政府及当权者能藉著法律来压制媒体的力量相对的低；反之，在马来西亚则将相较容易沦为政府操控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工具。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严禁美国国会立法妨碍或剥夺宗教及言论自由。若立法管制假新闻，显然其规范将是小而明确的，加上社会风气，政府职权滥用的可能性较小。反观大马，如前文所述，民主素养被远远抛在后头，司法独立有限，立法管制极大可能就成了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的新工具。”

大马社会对于人文教育的素养相较许多国家而言普遍落后，即便是在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社会学的掌握也相当匮乏，与其立法管制假新闻，从民众教育著手才是上上策。他提议，应将媒体分析纳入教育学程当中，在公民及人文教育的素养上下功夫，提升民智的成熟度及大众对社会科学常识。

推动媒体识读

此外，“媒体识读”的提升亦是对于假新闻问题有效控制的方式之一。庄迪澎认为，媒体也有责任去推动媒体识读的发展，教育及培养普罗大众如何去分析及善用媒体提供的资讯，加强阅听人对于媒体操作的了解。

黄国富也提到说，“假新闻”的存在在于社会对于新闻分辨能力的限制，当阅听人对于新闻的认知与分辨能力提高后，“谣言止于智者”的作用则呼之欲出了。他认为，政府立法管制假新闻之事应从长计议，或者成立一独立执法的“新闻验证机构”进行监督。

【结语】首先要解放网络

社交媒体无疑已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环，虽然在不少社运的例子上，社交媒体成功动员了社会力量，然而事件结束后，公民实践是否有在社会中延续与深化，更值得思考与关注，这也成了社交媒体之于社会的局限。

“阿拉伯之春”的推动人戈宁曾说道：“我过去曾说，‘想要解放社会的话，你需要的，其实只是网络。’今天，我相信，‘想要解放社会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放网络。’”

社交媒体在某程度上，轻而易举地动员了社会力量，同时却也将社会导向与同温层的频密交流，在大马的情况则发展成各族群之间在网络世界上几乎是平行前进而无交集可言，更勿论达到多种族之间的公共讨论了。

伴随著社交媒体蓬勃发展而来的，还间接地为“假新闻”打造温床。对此，社交媒体巨头谷歌与面子书等，都需背负一定的责任，而如我们所见，面子书今年初也祭出了新策略打击“假新闻”。随著社交媒体本身的发展，这一个网络平台与社会之间的化学作用也将进一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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