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半导体业开始在我国打下投资根基，在过去数十年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扮演无可取代的角色。
2024年马来西亚与台湾贸易达1761亿令吉；2025年进一步达到约2330亿令吉。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仅仅贸易额，而是贸易里面的“货物”。2024年马来西亚从台湾进口的产品中，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处理器及控制器和记忆体就占了近7成；反过来，马来西亚出口台湾的主要产品同样高度集中于电子产业、检测半导体晶圆及器件的光学与半导体制造设备。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这已经越来越不像传统的“甲方出口、乙方进口”，而更像是电子、电气及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双向中间产品贸易，这是因为同一个产品可以在台湾完成某一个环节后再进入马来西亚进行封装、测试、组装或进一步加工，之后又以另一种中间产品形式进入台湾或其他市场。
因此，马台经济关系正在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台企在大马设厂已不只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是在把我国纳入台企本身的区域生产网络。
最明显的例子是台湾半导体封装测试企业矽品精密工业（SPIL）在槟城投资60亿令吉建设先进封装及测试等环节，该企业预计15年内创造近3000个技术岗位；另外，也有台湾企业在槟城和柔佛士乃投资5亿令吉建设与扩建印刷电路板（PCB）工厂。这种产业链具有“越聚集越能扩张”的特点。
想想看企业来投资了以后，需要供应商、工程师、设备维护、自动化、材料、测试及物流，而这产生雪球效应，更能吸引更多相关企业进驻，最终形成产业集群。槟城尤其明显。
台湾企业并不是孤立地设厂，而是进入一个已经存在半导体、电子制造、工程及供应链企业的工业生态。
因此，马来西亚几个主要工业区开始具有不同层次的台湾产业集群性质：槟城有数个偏向半导体、封装、PCB及电子产区；柔佛则更容易承接服务器、PCB及数据中心相关电子制造。这种“企业带著供应链一起进来”的模式，比单纯一笔外国直接投资的意义更大。
2024年台湾取代日本成为马来西亚第四大贸易伙伴。但台湾投资并没有因为贸易量增加而下降，反而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根据我国投资发展局数据，2024年台湾企业获批41项制造业项目、投资39亿令吉，2025年仍有45项、37亿令吉，并分别对应5225及6435个潜在就业机会。
集群效应
这说明产业链扩张的两个结果：台湾企业在我国增加产能以后，需要从台湾输入晶片、设备、材料及关键零部件，同时又把在本地完成封装、测试、制造及组装的产品出口回台湾或其他市场，于是投资越多，双向贸易反而越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投资具有明显的“集群效应”。多家台在我国，尤其是槟州扩建或增加投资。这显示当地已经拥有东南亚最大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之一。
因此，台湾企业今天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意义已经不是“一家公司一个工厂”，而是逐渐形成“台湾企业-供应链-我国本地供应商-半导体制造”的产业网络。
我国虽然在《国家半导体战略》并没有直接点名台湾为重要合作伙伴，但这并不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价值对我国不重要。
如果把时间放到未来五年，马台半导体产业链最大的价值不仅是传统封装、测试和电子制造，而是帮助我国向AI时代需要的更高价值环节移动。
AI晶片的发展背后还需要先进封装、晶圆测试、PCB、服务器主板、记忆体、高速互联以及大量精密电子设备。台湾几乎拥有全方面完整产业基础，而我国则是后端制造、电子制造及工程供应链。
善用台湾产业网络
对我国而言，下一步并不是简单追求更多晶圆厂，相反是利用台湾企业已经形成的产业网络把本地企业逐步推入先进封装、测试设备、材料、IC设计、AI服务器及高性能计算等环节。
这样一来，台湾可以提供技术、产品和产业经验，马来西亚则利用本地制造基础、工程人才及产业集群扩大生产，最终形成一条“台湾晶片与技术能力＋马来西亚制造与工程能力”的双向AI半导体产业链，这能让我国从“全球半导体后端制造基地”跃进“AI半导体及电子系统生产基地”的重要产业伙伴。
在最近的台北半导体展览，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明尼加和萨尔瓦多等都纷纷想要台湾协助发展半导体工业产业，或协助这些中美洲国家挤入美国半导体的生态系。但试问背后插刀的人是否还能获得信任？
南非之前因为要求台北把南非办事处迁出首都，最后被台北对出口南非的部分晶片实施出口管制，成功迫使南非妥协。
台湾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即使一个国家不承认台湾的外交地位，也可能无法完全忽视台湾在产业链上的重要性。
首相安华支持武统，如果台北采取对南非的同样经济手段，安华将会是我国半导体业战略发展的最大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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