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席了依大中文学程华文教育讲座系列1《当孔子遇见AI：未来华文教师的机遇、挑战与创新之路》，在进入了问答环节时，比起之前系统性的阐述，这一部分的对话似乎更直接地映照出我们当下的困惑。老师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具体，关乎著日常教学里即刻要面对的抉择：如何判断学生的文章有多少出自人工智能（AI）之手？借助AI翻译或润色的文本，还算不算自己的创作？
陈伟豪教授的回答里，没有给出那种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反而透露著一种实践的审慎与无奈。谈到检测软件，他直言不讳其中的漏洞，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穷尽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让人感到，单纯的技术围堵似乎总是一场徒劳的追逐。他提到的转向，比如让学生坦诚说明AI的使用过程，或者将评估重点放在其“驾驭工具完成思考”的轨迹上，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教育策略的必然调整——当禁止变得困难，或许更应去引导和审视那个“如何使用”的过程。
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现场也没有定论。他的个人看法带著某种务实的色彩：将付费使用的AI视为一种高级工具，其产出归属于使用者。但这终究是个人的应对之策，法律与伦理的边界依然模糊。这种模糊性，恰恰是当前阶段最真实的写照。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指南，大家都是在行进中摸索各自的准则。
随后关于隐私风险、考核重点的讨论，进一步将问题深化。当一位老师问及如何规范时，陈教授描述的大学委员会每月开会更新指南的情景，以及那个考场“攻防战”的生动比喻，都指向了一个核心事实：规则永远在追赶技术，而所谓的“规范”，很可能是一种动态的、师生共同参与建构的共识。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指出，在重视“价值交换”的环境里（例如学费高昂的私立大学），学生对“真实人际互动”的需求，本身就会形成对技术滥用的无形制衡。这或许提示我们，教育中的许多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可能不在于技术管制，而在于关系中蕴含的相互期待与价值确认。
最后关于“AI素养”的讨论，没有停留在技能层面，而是引向了更基础的责任与辨识。教导学生为自己的产出负责，坦诚标注AI的参与，学会辨识信息真伪——这些听起来像是数码时代公民素养的延伸。与其说是驾驭AI，不如说是在学习如何与一个能力强大但本质陌生的伙伴共处，并在此过程中，更审慎地看待自身的角色。
问答环节就这样结束了，它没有解决所有困惑，反而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见窗外那片尚未被清晰测绘的领域。讲座前半部分带来的那些宏大思考，在此刻降落到了具体的、充满两难的日常土壤中。重要的或许不是即刻找到所有答案，而是意识到我们正共同置身于这场对话之中，并且，保持一种坦诚探讨的意愿，本身已是面对变革时一种必要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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