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获有条件特赦、改为居家服刑后，行动党中委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出人意料的是，会后身为秘书长的陆兆福宣布辞去交通部长一职。
在盟友眼中，陆兆福此举或许是在摇摇欲坠的联盟里火上加油，甚至是在暗示纳吉获特赦是安华政府的失责。但如果从行动党的视角分析，我认为，陆兆福这一步在政治上是一记高招。他一人请辞，既向支持者交代了党的立场，也为全党争取了喘息和调整的空间。
首先，就华人社会而言，辞职让陆兆福得以占据道德制高点。
行动党执政以来，始终面对“上台后丧失原则”的质问。执政之后，许多行动党的领袖才发现政策改革比预想中耗时，也处处受结构性因素制约；而联合政府内各党立场不一，协商更加困难，还经常要替盟友的政策失误买单。
但这些限制与困难很难向民众解释，即使解释了，也未必能获得谅解。当支持者认定的底线被触碰，而行动党又无力阻止时，辞职便成为最直接的交代，表明领袖愿意为未能守住承诺付出政治代价。
不仅如此，陆兆福的做法也呼应了华人社会对政治人物的一种道德期待。从“士可杀、不可辱”到“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明志、高风亮节的精神，向来在中华文化中受到推崇。行动党基层要求退出“绑手绑脚”的安华政府，政敌指责行动党“恋权”，都与这种评价逻辑有关。
8月16日党代表大会才决定继续留在政府，仅仅一个月后，陆兆福便以请辞回应“恋权”的指控，正是要以实际作为证明，行动党仍是一个有原则的政党。而我们也见到，陆兆福的辞职的确在民间扭转了行动党一些声誉。
由谁辞职，同样左右这一步的政治效果。倘若今天请辞的是倪可敏，舆论未必会给予同样的肯定，反而可能拿他的“大嘴巴”大做文章。如果“辞职明志”的举动沦为笑柄，行动党非但无法借此扭转形象，还可能招来新一轮的嘲讽。
陆兆福形象相对稳健，由他出面，公众的目光较容易落在承担责任与坚守原则上。只是这样一来，留任部长的倪可敏便成了代价，此后他恐怕很难摆脱“不敢辞职”的形象。
其次，在党内，辞职既强化了陆兆福的领导威信，也留下了问责的先例。
此前，行动党在森美兰州选失利后，陆兆福宣布辞去州主席；如今纳吉获特赦，他又以请辞部长回应这场政治危机。两次请辞，都巩固了他勇于承担、不恋栈权位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本身就是政治权威的来源之一。
党内威信没动摇
领袖的权威，一方面来自制度赋予的职位，另一方面也来自危机时刻的判断与担当。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行动党即便在州选中接连受挫，陆兆福在党内的威信没有明显动摇。
更长远的意义，在于这些决定可能逐渐改变党内对问责的期待。马来西亚政坛的问责文化向来薄弱，领袖下台，多半是在党争中失势，或任期届满才退下，主动承担政治责任的例子并不多见。
陆兆福的做法（如果他往后不打破），等于在党内立下一个先例。将来其他领袖若面对类似局面，党员自然会拿他的做法作对照，由此形成的期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压力。久而久之，党内的问责文化便可能逐步成形。
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政治决定，因为这一步并非没有代价。盟友可能认为行动党在危机中抽身切割，把压力留给其他执政伙伴；纳吉在马来基层仍有支持，特赦又涉及王室权力，请辞也容易被解读为对王室决定的不满，进而加深马来社会的反感。
不过，在基本盘已经动摇的时刻，稳住支持者才是首要任务。况且，请辞带来的压力未必全是坏事：它为支持者对改革进度的长期失望提供了出口，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形成了推动改革的动力。
然而，陆兆福的辞职只是让行动党的形势止跌，还谈不上回升。正因如此，卸下部长职务对他而言未必是坏事，距离大选只剩半年到一年，他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党务上。
民众对行动党仍抱有期待，因此陆兆福接下来怎么做，才是重点：如何整党、重拾行动党的斗争精神、加强宣传与竞选机器、教育与培训党员干部、改革党内机制、提出更合时宜的政治路线，以及带领全党更积极、更有纪律地投入大选的政治攻防。
一人辞职，可以为全党解围；要让选民重新信任行动党，仍须持续的行动。否则，这一步终究只会成为安华政府任期末的一则注脚，日后回看，也难免被视为只是一场政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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