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来西亚师范学院（Maktab Perguruan）在2005年已升格为“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简称 IPG），教师培养体系也从三年制的专业文凭（ Diploma）提升为五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1年预科+ 4年大学本科），逐步迈向专业化轨道，但社会对教师工作的认知，似乎并未同步提升。
“做老师，也需要读这么久吗？”
“读5年，不就跟读医科差不多了吗？”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疑问，折射的并非个别偏见，而是教师专业长期被低估的问题。
在不少人的想像中，教师主要负责传授知识，所以只要懂得比学生多，资历比学生高，能够管理课堂，掌握课本内容、清楚讲解，便足以胜任。面向小学生的话，持有大马教育文凭（SPM）就足以应付，改由大学毕业生来执教更是绰绰有馀，何难之有？于是，随缺随补，“临时教师”的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大家早已见怪不怪，并不把它当问题。
只听说有临时教师，却未曾听说有“临时医生”、“临时律师”、“临时工程师”……医疗人手短缺时，也未曾听说卫生部启动应急措施，允许尚未完成专业训练的医学生独立看诊，边做边学。法律、工程等专业领域亦然。为何唯独教育领域如此特别，允许先上车、后补票？
若你是病人，是否愿意将生命托付给一位“边做边学”的医生？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奇怪的是我们却允许尚未完成专业训练的人直接走进课堂，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那是因为医疗关乎生死，风险更高，教育至多影响成绩，不至于危及性命吗？殊不知教育的影响是缓慢、隐性的，不显于一时，却深远而持久。它塑造人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影响的是一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一代人的未来发展。一旦发生偏差，难以逆转，付出的代价也无从衡量。
为了应付2027年双重年龄层孩子同时入读一年级，学生人数激增的问题。教育部决定采用合约服务（CoS）方式，招聘2万名教师应急，并允许受聘者在任教期间，通过线上或假期课程，在一年内补修教育文凭，考取专业资格。这项举措，表面上看似对现实压力的有效回应，实则再次凸显了教师专业地位被低估的问题。
“过去，我们不也曾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师资问题吗？”
曾经存在，就等于合理吗？我们怎能将权宜之计，当作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把本应被反思、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步步常态化，甚至纳入政策之中？
允许未受完整专业训练者仓促上岗，既损害了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也违背了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更严重的是，这无异于在向整个社会宣示：教师可以“先上岗，再训练”，教学不过是一项可以“边做边学”的工作。
我们一方面高喊“教师专业化”，另一方面却在政策上不断下调专业门槛。如此自我抵消，叫人们怎么相信教师是专业的？又怎能不削弱社会对教师的尊重？
教育不是应急工程，教师更不应沦为制度压力下的缓冲工具。一个社会若不能坚持将教师视为必须严肃对待的专业，被侵蚀的，绝不只是教师的地位，更是公众对整个教育体系的信任。
当教育失去信任，未来何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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