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为破除旧社会遗留的民族偏见、巩固民族团结，彝族代表进京商议更改叫了数千年的旧称“夷族”。
毛泽东提议将“夷”改为“彝”，取“屋下有米有丝”之意象征族人兴旺，该提议获一致赞同并经核定，“彝族”正式成为统一称谓。
这一举措背后，是“夷”字后世两千多年来被附加的贬义标签，而回溯历史便会发现，其本义并非如此，真正带有强烈畏惧与歧视色彩的，是商代对西北部落的“鬼方”之称。
从文字学与考古学考证可知，“夷”字在甲骨文、金文中作“人从弓”，本是对东方狩猎部族的客观描述，属于中性族群标识。商代时期，东夷方国被称为“人方”，且继承华夏政权与文化的商人自身亦源自夷族部落，足见当时“夷”无任何歧视内涵。
与此相对，相比东夷的人方，反而西北部落被商代称为鬼方，“鬼”字在甲骨文中作人首异形之状，暗含“非我族类”的异域恐惧，结合商王武丁曾耗时三年大举征伐鬼方的史料可知，这一称谓不仅是族群区分，更饱含中原王朝对西北强大部落的畏惧与轻蔑，是典型的歧视性他称。
“夷”字的贬义转变，源于后世“华夷之辨”观念的逐渐固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以“华夏”自居，强调礼乐文明的正统性，将周边未纳入礼乐体系的族群统称为“夷狄蛮戎”，尤其是未被融合同化的夷族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到西南川滇之地，“华夷之辨”逐渐从地域与文化的区分，演变为“华尊夷卑”的等级判断。
此后历代，这一观念不断强化，“夷”字便脱离原始中性属性，被赋予“野蛮”“未开化”的贬义内涵，成为民族歧视的标签。
1956年的族称更改，既是对当时民族平等时代需求的回应，也让“夷”字的历史脉络与“鬼方”的歧视本质得以清晰区分，目的也是要彰显新中国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正确政策理念。
换句话说彝族只是像赢姓诸侯国遗留下来赢姓十四氏的黄、江、徐、锺离（锺、黎）、莒（吕）、郯（郯、谭）、将梁（梁）、秦、赵、运奄（奄）、蜚廉（廉）、修鱼/脩鱼（修、鱼）、白冥及菟裘的后裔一样都是东夷的后人，不同之处只是未被华夏文化同化而已。
作为粤人籍贯的大马人，写到最后笔者发现粤人可能是最能得到数千年来中原华夏歧视他族部落的“精髓”，可不是？广东人动口就是“红毛鬼、吉灵鬼、蕃鬼……”非我族类后头总喜欢加个鬼字，这该不会是从夏朝就开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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