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重视历史记忆的传承，因此“铭记历史”成为了华社的某种政治正确教条，然而若“铭记历史”只局限于铭记特定的历史事件，而非深入探讨整体时空背景的远近因素，就会使得人们的认知图景被窄化、对历史叙事的认知被过度简化、扁平化，因此若出现某些有心人士只截取特定历史事件来操弄群众情绪，一起历史事件就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当权者煽动群众仇恨、转移民众视线并巩固权力的政治资本。
华语世界的历史叙事绕不开“经”与“史”的张力，旅美作家刘仲敬曾在其著作《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指出，“经”是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华夏政权正统性的来源，如在儒家支配的时代，政权的正统性靠儒生以解释“经”的方式来粉饰，即以儒教经典来为政权的正当性背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经”，因此中共所建构的历史叙事理所当然地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来建构，由此历史的撰写在中国乃至华语世界更像是命题作文，旨在为了政权的正当性而主导民众对历史记忆的认知，而非不偏不倚的中立叙事，刘仲敬认为，“史”意味著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截断和历史建构，由史官通过历史编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职能，在宗教背景淡薄的华夏世界，历史的地位就如同宗教，史官机构的职能就等同古代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史官编撰历史的首要目的是“教化”。
换言之，就是要人民根据统治者所要求的视角来看历史，因此华语世界往往视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为不许被质疑的唯一真理，某些历史叙事甚至拥有准国教的地位，但若回归史学的根本，历史叙事本就是流动性的，华人强调的铭记历史永远只局限于记得某些事情，却刻意回避了同时期并存的其他史实，以至于华人看历史往往见树不见林，也鲜少反思历史，因此难以将历史叙事升华成一种思想，一种全新的认知图景。
剪不断、理还乱二战历史记忆
笔者于8月底观看了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照相馆》，首先我不认为这部电影具有煽动仇恨的效果，却无可否认它可以成为有心人用作煽动仇恨、巩固同温层的素材。对历史爱好者而言，观影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电影人艺术成就的欣赏，但对于某些民族主义者而言，观影是为了更加固化自身的认知图景，并且为“远距离民族认同”寻找理论支持，那就是将中国大陆的抗战记忆与马新华社的日占记忆相结合，以建立一种可以共享的远距离民族记忆。
然而二战历史记忆的多面性绝非一部电影、一篇文章就能解释清楚，二战虽说是全人类的集体记忆，却并非所有国家都被卷入战争，例如，在战争前后，大部分已经独立的南美洲国家都没卷入战争，除非尚是殖民地的地区因为宗主国参战而被动卷入战争，或被视作交战国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并非南美洲独有，受二战直接影响的亚洲、大洋洲和非洲更是如此，因为那时有很多国家尚是同盟国或轴心国的殖民地。
此外，殖民地被卷入战争的时间次序也有先后之别，所以在战后80年的今天，很多在战后独立的国家究竟该被归类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该如何继承历史记忆都仍然存在争议，因此这些国家不仅政府对现代日本的官方立场与民间有分歧，国内族群之间对日本的观感也同样有分歧，归根究底是人们对历史记忆的认知分歧。
大马华社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史观大致有两种：一、自“九一八”以来，华社从起初的筹赈运动转向直接到中国参战的历史记忆，其中以南侨机工的事迹广为人知，这是与中华民国可以共享集体历史记忆之处；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东南亚的所有英属殖民地（包括马新），成千上万的华人因此死于日军“肃清”行动中的集体屠戮，以华裔为主的抗日运动由此展开，这段历史是建构日据时期本土历史记忆的基础。
这两种史观可以结合论之，也可分开论之。笔者以为，《南京照相馆》所叙述的历史勉强可以和华社的第一种史观契合，说是勉强是因为当日本侵略军蚕食中国大陆之际，尚在英属殖民地的华人暂时避开了兵燹，并未受到侵华战争的直接冲击，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西方列强对日本仍持绥靖态度，较为显著的影响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量华人从中国出逃南洋，其中也包括了笔者的祖辈，那时华人能帮助中国的方式主要还是靠筹集钱财物资来筹赈中国抗日。
“政治不正确”的《南京照相馆》
就以观看《南京照相馆》而论，若真要取得“铭记历史”的效果，我们应当记得的基本历史常识是中日战争是中华民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中方的主要领军人物是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军战斗的中国军队是国民革命军，在战争中伤亡最重的仍是中华民国军民，而所谓自诩为“中流砥柱”的共军却利用抗战的机会展开“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积累实力，并在其后的内战中将国民政府逐出中国大陆。
故《南京照相馆》出于对历史史实的充分尊重，完全不提共产党，却可能为了通过审查或避开不必要的舆论批斗（注：中国的相关舆论曾经痛斥另一部抗日佳作《八佰》过度美化国民党），剧组在呈现民国元素方面亦采取较为克制的手法，尽管“青天白日”的图腾在剧中频繁出现（可见于剧中军警的徽章），但到了审判战犯的那一幕，镜头只呈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红蓝部分，隐去了“白日”。
《南京照相馆》还改编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由于蒋介石和唐生智的指挥失误，导致了分别接到撤退命令和死守命令的国军在挹江门发生冲突和踩踏悲剧，这也凸显了当时中国军队除了在武器装备上较日军落后外，军队高层之间的派系倾轧也很严重，朝令夕改的军令导致指挥失序。
此外，国军的兵源主要靠收编旧军阀部队、强征壮丁而来，军队基层普遍缺乏国家概念，大多只效忠于特定领袖，且军纪恶劣，国军部队战至一兵一卒的英勇事迹并不多，由此可见国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劣于日军和共军。《南京照相馆》除了忠于呈现国军高层不济的史实外，也以宋班长（周游饰演）一角让我们看到国军被迫征召杂牌军的困境，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第82年（2019年），一部被尘封的报告文学作品——《败走千里》在台湾出版，作者陈登元就是当年被强征参与淞沪会战的基层士兵，关于国军军心涣散、战力孱弱的问题，都在书中被详细记录下来，这也反向证实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信奉写实主义的电影人和写作人是一样的，尤其在呈现历史事件方面都追求将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呈现出来，但在呈现真实就无可避免地会呈现出政治不正确的一面，《南京照相馆》呈现了许多经过艺术加工的历史真相，然而，若以逆向思考的角度看，电影也无可避免地呈现了当时中国基层百姓在面对浩劫时的懦弱和委屈求存、军队的积弱与失序，以及日军战力优于国军的事实，若按照工农兵文学的教条，这些都是典型的失败主义剧情，有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正确，可它就是事实。
从大马观众的角度看，《南京照相馆》还是值得一看的，若从逆向思考的角度看，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就是祖辈曾经的祖国，也是祖辈可能曾经筹赈过、支援过的祖国，而南京是当时的首都，祖辈所认同的祖国绝非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中华民国今天只实际管治著台澎金马，并实现了民主转型，这大概是较为牵强附会的历史联系了。
无论如何，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毫无疑问是20世纪的一大反人类罪行，应当被世人铭记，却不是我们大马的“国耻”或“国仇”，我们铭记仅仅是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一如纪念“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出发点就是祈愿类似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Never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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