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升全民阅读风气，政府在完成大学生书券发放后，也为全国约40万名教师提供了每人RM100的书券。除了购买一本“指定书”（Judul Khas）以外，教师可到受认可的书店自由选购书籍。
姑且不论这样的做法能否有效提升校园的阅读风气。始料未及的是，这样的好意竟演变成教师的压力。
压力并非来自“被迫阅读”，而是“被追著买书”。
政府设下的书券使用期限为三个月（7月1日至9月30日），按理说，教师绝对有充足的时间去精挑细选，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然而，八月未到，就听闻许多教师已在官员的再三催促之下，匆匆完成购书“任务”。
一些地区甚至擅自设下“内部截止日期”，并用持续跟进，不断公布“最新榜单”的方法来显示各校各区的完成率，以“某校某区已达成100%”来彰显执行效率。
这样的做法不仅有违初衷，也让教师无端端背负“赶死线”的紧张感。情急之下，唯有赶紧下单，以避免不小心成为拖累校誉的代罪羊，令校长为难。
这一幕，正是我国教育现场的真实缩影。
为了追求“绩效”，人为制造的压力屡见不鲜。公布榜单、列名督促，已成常态。许多出发点良好的政策，最终因为人为的偏差而荒腔走板，把大家弄得鸡飞狗跳。
再举一例。为了促进教师持续学习、推动专业发展，教育部设立了教师培训管理系统（Sistem Pengurusan Latih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简称SPLKPM），规定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完成至少5天（40小时）的进修课程，并获得42个“持续专业发展”（Pembangunan Profesionalisme Berterusan）学分。制度本意良好，非常值得肯定，但同样在执行层面走了样。
一些官员为了提前交出“成绩”，大幅度提前进修完成期限，要求教师在3、4月，即半年还不到的时间内，就完成全年的学习份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交差，大家只好想办法填数量、拼记录、 “凑学分”。只求数量达标，至于是否真的有所学、有所获，好像已无人在乎，也没人过问。
学生的阅读报告（Nilam）也是如此。原意是激发阅读兴趣，但任务设下后，执行时层层加压，最终异化成“完成指标”的竞赛。阅读的本质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数字的堆砌与形式的应付。
长此以往，我们能孕育出脚踏实地、善于自学、主动思考、热爱学习的国民吗？还是在不自觉中养出擅长“应付任务”、“迎合检查”，只在意“是否做完”，而不关心“做得好不好、学得深不深”的形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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