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州爆出州议员集体贪腐案后，最近当局的举动令人咋舌。吹哨者艾伯特（Albert），是揭发州议员收贿内幕的人，如今却遭反贪会提控。勇敢作为吹哨者，同时愿意作证，愿意站出来，但等来的竟是被提控。
看到新闻的当下，我有点错愕。难道在马来西亚，吹哨者的终局，就是被提控？反贪会主席公开表态，艾伯特因为曾涉行贿，不符合《吹哨者保护法》的保护资格。
这种“吹哨者同时涉案”的困境，让我开始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一方面打击贪腐，一方面又能保护说出真相的人？我们该怎样拿捏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分寸？
正义之门留给谁？
艾伯特承认曾行贿，也愿意接受调查。关键是，他手上的资料可以揭开沙巴政坛长期腐败的利益输送网络，曝光政治资源如何被用来换取忠诚和官位。这样的内幕资料，是执法单位需要以及民众期待被揭发的。
前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花指出，艾伯特早就打算报案，但遭到“高层人士”的威胁，叫他“去旅行”，别惹麻烦。这是大马长期以来制度性阻挠的冰山一角。当有人企图举报，就有“高人”第一时间出面堵上他的嘴。
反贪会不是完全没在动，只是他们选择性对付特定人士，而非幕后真正涉案的权贵。当政权、议席与资源都在保护中交易，吹哨者却公开被对付，我们需要严正质问：我们的国家体制究竟是在打贪？还是在惩罚揭贪？
我们有更好的做法吗？
马来西亚现行《吹哨者保护法》规定，举报者一旦涉及违法行为，就无权受到保护。事实上，这条规定让许多握有第一手资料的人选择噤声，因为他们明白，一旦举报就可能自投罗网。
要破除这种结构性矛盾，我们的法律与执法机制，必须引入“有条件保护”与“延后处理”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建立“有条件保护制度”：只要举报者主动揭发、配合调查、证据完整，就应有权获得保护，不论他过去是否参与其中。
第二，设立“延后处理机制”：可先延缓对吹哨者的起诉，待主要贪腐者被查办后，视其配合度与社会影响评估其责任。
第三，修法明确区隔“共犯”与“关键举报者”：不是让他们免责，而是让体系有工具可用，该处罚的处罚，该保护的保护。
制度需要重新定义“吹哨者”身份，允许评估其整体贡献与过失比例，而非一刀切割“涉案就不保护”。否则接下来所有揭弊的声音，都会先被消音。
沉默会赢，真相就会输
马来西亚的危机不只是贪污成风，更可怕的是，没有人敢再揭发贪污。
最勇敢站出来的人，反倒成了第一个被击倒的对象，谁还愿意冒险揭露更多的黑幕？当提出真相变成风险，每一次举报都可能成为自投罗网，那我们距离反贪体制全面溃败和对执法单位的公信力崩塌，就不远了。
让吹哨者有保护，不代表赦免其罪行。
马来西亚的反贪之路，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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