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诉苦，称母亲要求她在农历新年包一个金额高达2万元台币（约2734令吉）的红包。她表示自己刚出社会工作，月薪仅3.2万元台币（约4375令吉），因此这让她感到压力巨大，甚至苦恼不已，如果是你，给还是不给？
在华人文化中，孝顺向来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更是加剧了对“孝顺”的外显化追求。新年红包的金额、购买礼物的价值，都能成为议论和攀比的话题。当孝顺变成一场超出能力范围的“义务竞赛” ，它的初衷是否已经被扭曲了？
孝顺的本意是尊重、感恩和回馈父母，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情感表达。然而在实践中，它逐渐被赋予了经济化的指标。一些长辈可能将红包金额视为子女爱他们的证明，子女则用红包数额来平衡内心的不安，这让孝顺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偏移。
更让人不愿面对的事实是，“孝顺”也可能只是遮掩人性的包装。跟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对这个课题进行交流，了解到心理学上的“服从性测试” -- 长辈可能会透过提出要求，来试探子女对自己的服从，以稳固自己的家庭地位。这背后存在著阶级观念，进而引申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
淑清建议，成年孩子可以适时地教育父母，包括勇敢的说“不”。但这不代表去反抗或叛逆，而是温柔而坚定地沟通，让父母知道彼此都能以平等的身份来爱对方，就如家庭治疗大师萨提尔 (Virginia Satir) 的理念 – “我爱你，但我不控制你；我要求你，但我不是逼迫你”。
这么说来或许有点抽像，尤其要教育长辈也不是容易的事。换个说法，爱和孝顺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子女表达孝心，应该以自己的能力为限，而非一味迎合父母或社会的期待。爱不是数字游戏，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用真心关怀代替物质期待，这样的孝顺才能长久而自然。
可惜的是，在物质馈赠的面前，陪伴和关怀似乎显得微不足道。某友人慨叹，远在天边的手足偶尔给长辈包红包送礼，长辈即笑逐颜开，还声声称赞；自己常年陪伴在父母身边，父母似乎没有如此满足和开心，甚至偶尔还会抱怨。我想这也是人性吧 – 人们对罕见的事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才会有 “物以稀为贵” 的说辞。同时，我们也深知，究竟是物质上的满足，还是心灵上的关怀，对一个人的身心状态更有利。
新的一年，是彼此表达爱与感谢的机会，不要让它成为压力与焦虑的开端。摒弃不合理的期待、回归关怀的初心，父母可以给予子女更多理解，而子女则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行动表达感恩。这样，我们才能让农历新年成为让爱延续的节日，而不是让孝顺成为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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