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肆虐全球超过18个月，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许多人也因为无法上班或失去工作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英国历史学家托比格林（Toby Green）在近日出版名为《新冠共识：全球不平等的新政治》（covid consensus）一书，书中批判了全球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反应，纯粹的封城只会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低收入民众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在书中，作者提到了一个悖论：许多西方国家的左翼进步人士一致认为，严格封锁和暂停社交活动才是保护民众生命的最佳方式；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右翼人士（除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等），也认为封锁才能保障民众。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光谱竟然在疫情肆虐下开始有著相同的立场，而传统的右翼也逐渐在这种矛盾中被撕裂。
作者也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保守派支持封锁和其他重大干预措施，创建他们通常厌恶的“大政府”？而这些矛盾反映了潜在的社会中不可调和的信念，对全球穷人造成破坏性后果。
书中，作者主要把研究视角放在第三世界，他发现在非洲、南亚和南美洲部分贫穷地区，第一世界使用的封城让这些人平日不易的生活增添更多麻烦。因为疫情，许多活动尽可能转到线上进行，然而这些人没有网络服务，小孩也因此失学一年。孩子的父母在平日是需要外出工作，疫情发生后无法到外工作，并且也无法远程工作获得收入，所以这些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同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去年有超过7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8.38令吉。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12月也表示，2020年有1.4亿人走向饥饿的水平。
封锁看似能控制疫情的散播，但是托比格林的研究发现，在全面封锁之下受苦最深的是那些在疫情前已经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特别是穷人和年轻人。
联合国也预测未来会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全球经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很有可能出现逆转。疫情结束后，年轻一辈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用于还清疫情期间向未来透支的公共开支，他们在未来需要承担更高的税收以维持国家各种社会福利和面对越来越困难的就业前景。
从托比格林揭露的难题中，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过往应对传染病大流行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否太猛？如何在疫情中保障贫困人士的生活状况，是各国政府必须要好好思考的一大难题，这才能在疫情后挽救更多贫困人士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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