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新加坡确是南洋群岛中文世界的大哥大。《百年书业话星衢》(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援引周星衢当年的文字载:1928年,大坡小坡先后开设的书店不下20家。(页24)
自此,中文市场日渐扩张。1950年至1970年,华人书店超过230家,供养环滁南洋的群体和个人。仅是小坡一带,集中逾40间书店。周星衢一人引领大众和世界两间书局开拓新路,出版逾4000种的书刊。(页28)
显然的是,那是周星衢个人文化事业的高峰,亦是新加坡中文发展的新境界。书里转述:世界出版社甚至曾经创下每天出版一本新书的记录(页73),速度惊人,由此可见。但是,教育政策渐渐生变,家长见之自然识do,选修中文的学生越是稀疏。耐人寻味的是,凭靠中文起家的周星衢幼子周曾锷,亦是“非华校出身”。(页103)周曾锷的教育转折,当然不是唯一个案,而是新加坡共有的现象。
市场如此,尔后多家传统的老牌书店先后熄灯(页111),也就思之自明:群岛文化社(1985)、星州书店(1990)、上海书局(2008)、万里书局(2011)、青年书局(2015)、今古书画、长河书局(2019)…….
现在的大众书局,也不再记忆里的中文书店,而是多元之综合:文具、礼品、电子工具,乃至零食小吃。根据档案,时至今日的大众,非书刊的比率已经占了八成,刚好和七、八十年代的结构倒转过来。(页112)
这些年,所谓中文书报,剩下多少,可想而知了。再往前推,新加坡的中文水平到底如何,为何会把图个吉利的红包封写上“花开富贵”,改成惊悚全球的“花开富归”,也就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