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SIH 4大集会期间，我随著林吉祥进场三次（29日下午、29日晚上和30日晚上）；为了看到集会全貌，我也从独立广场沿著敦霹雳路走到谐街(Jalan TunHS Lee)路口，往返三次。我的判断，第一天20万人出席肯定有，第二天晚上也有20万人，至少共30万无重复人次（unique visitor）到过现场。
在这个3千万人口的国度，30万人冒著面对镇压、暴力等风险来到现场，意思说，这个国家至少百分之一的人口豁出去了。
我曾主持2007年BERSIH的秘书处，我们的算法是，每一个出席的人，背后至少有十个很想来，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出席。他们在精神上都成了参与者，只是没有到场。例如，好几位出家人告诉我，他们很想出席，但是没有心理准备当新闻焦点，最后在幕后祝福。也有很多要讨生活工作，手停口停的朋友，尤其从外地来的朋友，一趟的行程数百令吉是肯定要耗去了。
过去的BERSIH，2012年的428集会至少也有15万人，但是，总人数肯定没有这次的多。
这么多到场的人，当中当然有从1998年烈火莫熄或2007年BERSIH起就参与的“kakidemo”，但是，肯定也有很多很多从来没有关心政治，从来没有参与过示威游行的参与者。
就算对于“老鸟”，34个小时＋睡街肯定还是需要很大的承诺与心理准备。
至于那些从来没有出席过大集会的参与者，从“下定决心”到“人在现场”，当中一定是很大的心理挣扎过程。我认识的一些大公司总裁级人物，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很大的决心，决定要“站出来为这个国家做点事”。
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的BERSIH路程都经历过暂时放下小我，试图共建大我的心理挣扎，已经两天近乎不眠不休的热情参与。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久没有那么认真那么感动地高唱国歌了。
这百分之一的人口的30万人回到家，9月1日回到工作的岗位，都有故事，都有经历，都会至少对另外数十人带来冲击。
可以预见的，这个百分之一的人口的BERSIH 4冲击，将对政党、报章、社会都带来莫大的冲击。例如，假设三分之二到场的是华裔，即约20万人，那么对于华文报以后的报道路线和销量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还有一个其他集会不那么明显，但是在BERSIH 4格外清楚的是年轻参与者。我开玩笑说这是华裔四代人的集会，有很多以前不会出席集会的年长者来了。但是，惊人的是，我遇到的很多参与者（尤其星期天下午）看起来可能只有15岁到18岁。
这个2000年前后出世的世代，在BERSIH4这个巨大的民主实验室的震撼教育之下，肯定会对未来政治有著深远的影响。
1998年9月20日安华被捕当天的五万人大集会，多少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抉择。
BERSIH 4以后，所有的既有体制，包括民主行动党，都要学习面对15岁的千禧年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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