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到北京公干，在驻北京大使的官邸，和百来位各族群的大马学子聚餐交流。席间，一位华裔青年说了一番让颜色笔感触良多的话。
“我在这里求学，认识了一位马来同学。我真的很高兴,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从来就没有马来人朋友，也没有印度人朋友。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以前没有马来朋友。”
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马来西亚人、21岁、华青、华小、独中生、北京深造；在北京交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马来朋友。
颜色笔嘉许了那位青年朋友。他跨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他比很多生活在大马的青年朋友来得强，也在探索著一个很基本的族群交融议题。他肯定比很多把族群和谐交融口号喊破了嗓子，挂在口边，却从不曾跨出自己族群藩篱圈子的族群斗士来得实在和真诚。
这位青年朋友的成长际遇不算独有。很多郊区的马来学子，念的是单一族群的国小，寄宿中学、MARA或中东国家的大学；若没参加过国民服务营，其成长过程也不曾和友族有任何的交集。颜色笔也曾在几个青年交流场合，抛出类似“你的手机里，有储存几个其他族群朋友的手机号码？你失恋时，有可以倾吐心事的友族朋友吗？”
事实上，就算在国会的餐厅、官方的场合、国内大学、各族群共同参与的活动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族群生活生态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当然，人结人缘，谁要和谁相处，是个人的权利和选择，勉强不来，更不能勉强。而问题也是双向的。
每当颜色笔阅读到媒体报导马来或印度小孩在华小人数剧增，成绩优秀表现卓越时，心里总感欣慰。这是华小办学成功最明确的证据。非华裔学生在独中，排除万难的求学报导；在辩论赛中以字正腔圆、思路清晰的华语参赛，心里总有无比骄傲的感觉。
矛盾的是，当有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小上课时，就会有人对此嗤之以鼻。而当我们年轻的一代，连基本的国语沟通能力都欠缺时，我们却只把加强国语学习挂在唇角，并没认真面对，或以一句“孩子语言学习能力不强”、“没学习国语的环境”、“国语不是国际语言”等托辞简易的带过。
这是族群的“悲情思维”作祟，还是族群的优越感所致？亦或是我们作了不融入整体社会的选择？
尽管部分马来及伊斯兰教领袖一直都希望，一如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把马来亚打造成为一个各族群一统的“马来国家”；但是建国各族群领袖，选择了建立一个各族群得以保留文化教育及族群身份不被同化的政治体系。
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体制里头，我们在维护族群自己的身份、习俗传统、信仰与教育时，很多人也选择了不甚融入整体社会，甚至排斥的态度。当然，民主自由的社会，各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现有的这种态度，是最好的选择吗？少数族群的长远最大利益所在，是只选择存活在自己的社交空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