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科技的日新月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随之而来的网络霸凌，却正以惊人速度演变成各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调查显示，马来西亚在全球网络霸凌问题上高居第五位，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则显示，大马在亚洲网络霸凌问题上排名第二位。
不仅如此，马来西亚精神健康协会的一项研究亦指出，有20%的青少年自杀案涉及网络霸凌，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我国网络霸凌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并正在演变成我国的社会问题之一。
对此，身为执业律师的大马网红江昭上分析，若政府有意修订现有法令，或是起草新法案来打击网络霸凌，那我国《联邦宪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保障，或将是它要面临的阻力之一。
“你起草任何法案都会有它的困难，要说困难的话，我们的联邦宪法有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所以我估计它可能会侵犯到那一边。”
他指出，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无论是《刑事法典》还是《通讯及多媒体法令》，都不存在直接针对网络霸凌的相关条文。
“我希望，他们会起草一个直接针对网络霸凌的法案，或者他们把网络霸凌纳入我们的《刑事法典》之中，这样就方便很多。”
他建议，有关法案需要详细定义与界定，网络霸凌下的施暴者，是如何对受害者构成言语伤害，甚至让受害者选择轻生，惟他坦言这并非一件易事。
“当然会影响到言论自由，所以你要平衡，怎样让人有言论自由的同时，划出言论自由的界线，例如不能去骚扰人、或是威胁他人生命、或是身材羞辱。”
借鉴他国经验
江昭上提及，马来西亚在立法或修法过程中，可效仿他国的经验，如美国不存在针对网络霸凌的法令，但已将网络霸凌的字眼写入其法律之中。
“他们的法令，有把网络霸凌和骚扰放在里面，我们这边没有。”
他举例，我国《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仅列明，禁止不当使用设备骚扰或威胁他人，但却没有将网络霸凌列入其中。
“网络霸凌是有连贯性的，它不是一次一次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他们会改。”
江昭上续称，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人与人的交流与互动或具有匿名性，甚至会冒用他人的身份，使得彼此之间无法了解对方的真实信息，给警方的执法与搜证造成了困难。
“通常在互联网上，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照片，用别人的照片或名字，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
有鉴于此，他认为若政府有意起草或修订相关法律，那应在其中赋予警方或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更多的权力。
“不只是评论者会被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平台，也是要一起承担部分责任，这样法律才会更强一些。”
他解释，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平台，一同承担网络霸凌的部分责任，旨在让其配合警方的执法与搜证，以更高效地对施暴者采取行动。
“如果没有法律去协助，他们（警方）会比较难一点，如果有法律就更方便。”
今年7月，在国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印裔女网红依莎自杀一案，惟女嫌犯最终仅在《1955年轻微罪行法令》第14条文（侮辱）下获判100令吉罚款，死者母亲普斯帕大感失望，并指女嫌犯在步出法庭时竟面带微笑。
对此，江昭上的看法是，这或许是由于总检察署寻不出一个更合适的罪行，来控告嫌犯的网络霸凌行径，因此才会选择在《1955年轻微罪行法令》第14条文下作出提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