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录在《众女喧哗》新书，此书乃隆雪华堂妇女组为配合卅载周年纪念，于2017年10月出版的新书。此文是由隆雪华堂授权刊登。
文 / 王妤娴
过度期待复原之路
我在上文，藉著观众观看《面包女孩》提出的问题，尝试分析背后的强暴迷思观念。接著，我想进一步谈论观众对这个影片结局的反应。影片的最后，该名被性侵的女生，来到了一个废墟，看著前方唱歌的一群小女生，掉下了眼泪。接著，镜头一转，小女生躺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疑似自杀身亡。
看了影片的朋友，对于这样的结局，大约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感到不忍与感慨；另一种则对于导演安排的这个结局感到非常不理解，认为这样的结局过于悲惨，仿佛是告诉大家，如果被性侵就只能一死了。
在金宝的放映会上，该区的国会议员直接在分享过程中说道：“你们这些做辅导的，怎么可以宣导一个这样黑暗结局的作品。”虽然大众的反应可以在预期之中，但是对于一些观众认为“一个勇敢与成功的幸存者就该健康好好地活下去”，将这样的期望诉诸在幸存者身上，是否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对幸存者公平吗？
我们常希望经历苦难的朋友，都能够勇敢、坚强、好好地活下去。然而更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看到认识的人在困难当中煎熬，或倾听他人诉说自己痛苦的当下，勾起了我们对于生命无常与未知的恐惧，引发了某种不舒适的感受。心理学者佛洛伊德曾经提及，人的本性是追求愉悦，逃避痛苦的。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会想尽方法合理化这些困难，以“总会过去的”、“你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话语来安慰这些身处苦难的朋友。
然而，对于受暴者而言，这样的要求与期待，往往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不仅没有达到安抚的作用，更可能为了继续获得我们的亲情或友情、不让我们担心，而压抑甚至扭曲自己真实的感受，进而拖延或阻碍了复原的历程。
没有单一复原方法
有这么一句话：“被性侵者一生都在为诉说这个经历做准备。”有些人早一点、有些人晚一些。有些朋友在诉说的过程中，能幸运地遇到了愿意倾听并接纳当事人所有感受及稀奇古怪的想法的人，在一次又一次的诉说中得到释放，并与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和解，而重新开始人生。
对于当事人而言，述说这样的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支持。由于被性侵这个经验不等同于车祸、生病，而是对于生命、自己身体的主宰与信任完全瓦解、尊严被践踏，甚至遭遇凌迟的生命经验。所以，受暴者经常陷入对于人、世界、自己无止尽地纠结，强烈的无力感（powerless）笼罩其中。
即使幸存者走在复原的路上多年，很多时候仍因为无法抹杀的身体记忆，被噩梦或看到瞬间性侵片段（flashback），而感到心惊胆跳，或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复原”感到怀疑。另外，幸存者也可能因为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再度唤醒尘封已久的回忆。更多孩童性侵幸存者，长大之后因为踏入亲密关系、或怀孕生子，一种“不对劲”（something wrong）的感觉越发强烈，才开始走上康复之路。
我曾经接触过性侵幸存者，有些是工作接触的案主，有些是身边的朋友，有些是曾经浏览过我的部落格或面子书的朋友。陪伴的过程中，见证过一个个曾经受苦的生命，用各自的步伐、速度及方法在复原这条道路上游走。有些走得小心翼翼、有些操之过急、有些则选择了逃避或麻痹自己。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没有对错，只是她们当时所能及愿意承担的，或身边可触及的资源，而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没有单一的、最适合复原的方程式，有些人希望得到他人的陪伴，有些则选择独自一个人面对，更有人选择了找专业的心理咨商师倾诉。有些案主，被性侵之后就开始踏上复原的路；但更多的是过了一段日子，甚至数十年后，才开始愿意面对这样的一段过去。
“复原”这件事情，唯一可以决定的是性侵幸存者本人。受暴者选择怎么样的方式复原、何时开启复原这条路——无论是积极的寻找资源，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减缓或逃避痛苦，或者是麻痹自己的感官，甚至选择了死亡这条路，作为旁观者，或者是重要他人，我们可能会惋惜、心痛与不舍，但最后能够做这个决定的还是当事人。毕竟复原这条路上，我们能好好做的是“陪伴”的工作，这个过程是需要受暴者自己走下去，并且跨越过去的。
陪伴是平等的对待
我发现复原路上走得比较顺遂的案主及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陪伴、接纳及允许。
陪伴，有时候指的是亲友、助人工作者或心理咨商师的陪伴；对于没有将性侵事件说出来的朋友，陪伴可能是一些书籍与影片。陪伴的过程中，要感受到对方的需要，让对方感觉到对等的对待——她的感受及想法是被尊重、接纳及允许的。
曾经，有案主告诉我，事情发生之后，家人们对她的过度保护，让她感觉到窒息。即使她清楚家人是出于担心与爱护心情，也因为愧疚当年没有办法好好地保护她，而让她受到伤害。但是，随著年龄的增长，她已经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可是当家人还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保护她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很没有用。因此，内心非常纠结，她清楚家人的关心，但同时这样的关心让她感觉到窒息，这正是内心最深刻的感受。因此，陪伴的程度与力度，是否会让对方感觉到压力与不被尊重，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每位性侵幸存者的经验与生命历程都是独特的，因此展现出来的情绪、想法及面对事情的态度都略有不同。我们需要知道，不是每一位受暴者在被性侵的过程中都会被暴力相待，尤其是孩童性侵幸存者。
由于性侵孩童的人经常是自己最信任的熟人，性侵者往往以温暖、体贴、充满爱的氛围包装性侵的丑陋。而我们的社会出于对性的忌讳，缺乏给予孩子们足够的身体安全意识，大部分的孩子其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即使在过程中，孩子觉得很怪异，但是性侵者会让孩子觉得这是爱的表现。有时候，一些被性侵的孩子甚至会有愉悦的生理反应，直到他们长大到能够理解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类的幸存者反而比一般的幸存者更无所适从，内心会有更多的挣扎与纠结。
.jpg "社会制度的缺陷与偏差观念的桎梏，仰赖每个人有性别意识地抗衡与修正，才能建立一个对性侵幸存者与家属友善的空间，并有效地抑制性暴力的发生。（示意图，图取自网络）")
不审判幸存者选择
面对被性侵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当事人必须快速地走出来，或者当事人一定要坚强。因为这仅仅只是满足大众或社会，对于她们必须要坚强、勇敢地面对、活出自己的生命的期待而已。有更多的幸存者没有选择死亡，但这不代表她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挣扎。有些人没有选择死亡，但却选择了自残的方式来舒缓被性侵的痛苦；或者开始有其他上瘾的行为；或者选择从此封锁自己的回忆、麻痹自己的感官。
她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如审判官的陪伴者，告诉她们“你应该”、“你可以”、“你要这么做”，因为这些话语，她们已经告诉自己千万遍。她们更需要的是，“即使你现在不想说，没有关系，我会陪你”、“即使你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站起来，没有关系，你需要的时候，我在”。
当我们看到原本已经在复原的路上走得不错的案主，突然陷入低潮的循环，我们不批判，不问：“为什么都那么久了，你还是这个样子”，而是说：“这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我依然会陪伴你”。
当陪伴者愿意用尊重、接纳及允许的态度与这些当事人一起走过，幸存者就更有机会及愿意将自己内心最真实与挣扎的感受表达出来，而“愿意与可以开始表达”（夺回自己的话语权）这件事，在复原的道路上最为重要。
克服暴力的阴影，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同理性侵幸存者的陪伴者，我们都有责任时时刻刻反省自身与他人在性侵/强暴事件上是否存有迷思，或一厢情愿的残忍观念。社会制度的缺陷与偏差观念的桎梏，仰赖每个人有性别意识地抗衡与修正，才能建立一个对性侵幸存者与家属友善的空间，并有效地抑制性暴力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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