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08
报导@张溦紟
本地工会与移工合作携手面对不公
约1997年金融风暴后，证件移工稳定地维持在两百万人左右。这些被视为“外来者”的人数显著，总是被人认为他们是来抢占本地劳工饭碗。这是否意味著本地工会和移工之间并没有任何交集？
“不，其实他们之间有许多合作的个案。” 马来西亚工会大多以过去工业为基础，大量廉价移工进驻后，今天在工厂里工作的不再是本地劳工。因此，工会若要生存，他们的会员来源其实正是这批大量的移工。“工会的确并没有积极接触和组织这些移工，主要都是透过关注劳工议题的非政府组织引介过去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合作、提供支援。”
去年，柔佛一群缅甸移工被雇主误算加班费，亏损了一大笔薪资，与雇主商讨不果，准备罢工抗议。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本地的媒体报导偶有一些痕迹。“我们开始接触并劝阻他们不要罢工。” 事实上，这些移工的劳工意识往往比马来西亚人还来得强，工会在他们的母国很普遍。
“毕竟，这里不是缅甸。罢工在马来西亚是不合法的。再说，他们还未成为工会会员。” 移工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比一般劳工更险峻。表面上他们可以组织工会，事实上重重困难。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掌管移工护照的雇主可以轻易威胁和裁退积极的员工。采取轮班制的上班制度，也让工会程序中的匿名投票难以成行。
女性运动需看见阶级 劳工运动需看见女性
环顾马来西亚妇女运动，大多集中于性别和家庭暴力，政治参与和公司决策权。前者是将女性视为弱势受害者，后者对底层女性而言则遥不可及。爱琳夏维尔认为，这并非马来西亚独有的现象。
“女性主义运动倾向于中产阶级，劳工运动缺乏性别之眼，遍见于世界各地。女性主义运动的确需要思考如何将组织的讯息传播给各阶层，特别是草根阶级。我想，伊斯兰姐妹组织(Sister in Islam)也面对类似的挑战。她们要如何跟一般马来女性对话，让她们不要只听从单方面对宗教的诠释。”
“以前全国工会组织的妇女组占有领导的位置，积极参与各种改善女性权益法律的运动。过去十年间，她们销声匿迹，现在可能连正式的组织成员都没有。而雪兰莪女性之友恰好在它们（女性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之间，试图用我们的影响力进行游说组织。”
另外，许多白领专业阶级，如会计员、律师楼和建筑商的文职等，也卷入这种新兴的劳动形态，面对欠薪、没有休假、超时的困境。她说，“就连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也面对超时工作的问题。超时就是超时，无关你是专业人士与否。”这迫使劳工组织者和工会也需要重新思考工作的定义，甚至思考如何让底层女工与白领女工彼此看见，包括让后者摆脱专业人士的认同，意识到自己也是劳工，需要采取集体行动。
本土和跨国社会运动的坚持成为组织者的动力
一、两年前，她成立了一个女子之家，收留五个女孩，她们人数不多，不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孤儿收容所。“我跟她们住在一起。我在想，既然我在改变女性命运的运动上不见得非常成功，或许我可以从女孩开始。”她隐约地透露出女工组织者的无限和有限。
全球经济和劳动市场瞬息万变，政府并未深究自己作为公共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劳工组织运动仍持续但零落，问她如何赋予自己更多的正能量？
她观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菲律宾曾经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远远落在马来西亚之后，但它的社会运动从不间断，她相信未来的菲律宾社会总有收成的时候，甚至超前马来西亚。另外，虽然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但是年轻失业率非常高。为了避免成为家的负担，这些年轻人宁可留宿在日租网咖，白天出外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她是透过一个日本在地组织了解到这个情况。社运组织之间的跨国交流分享，是她坚信自己和维持行动力的来源。
那马来西亚本土呢？她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充满创意，甚至重新捡拾起这个社会几乎遗忘了的角落。他们都是充满行动力的马来知识青年，有的定期在街灯下给街童上课，派饭给街友。他们也开始反省，这个社会制度其实并没有真正保障和养活他们。
“年轻的时候，我嘴边经常挂著一句口号：I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我真是如此作想，也真心以为可以。”现在呢？她笑说，“我现在仍然会想著要如何改变世界，但是我知道我没办法，至少我还能撑出一些空间作一些改变。”
作为一个左翼女性主义者，她不是唯一的梦想家，况且放眼国际和这个社会，那些游走在边缘的关键少数为数不少。其实，她并不孤单。
（完）
参考资料：
1. 哈林.卡林、西蒂诺尔.哈密都亚（2006）。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回顾：1967-1974学生运动纪实。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 Mavic Cabrera Balleza(1999). Fighting an Uphill Battle: One on One with Irene Xavier, president of Sahabat Wanita. Women in Action(2:1999).
左翼女性主义爱琳夏维尔与女工们的故事（上）
左翼女性主义爱琳夏维尔与女工们的故事（中）
